点击数:11 更新时间:2024-05-0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根据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根据以上规定,本案中的莫某军盗窃案已在二审阶段,侦查已经终结。侦查机关在没有退回补充侦查的情况下,对作为被告人的莫某军进行讯问是违反法定程序的,其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将莫某军的供述作为证人证词提供,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并告知证人作证的法律责任,而不是讯问笔录。因此,侦查机关在二审阶段对莫某军进行讯问不符合法律程序,其供述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根据以上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然而,在本案中,对于被告人黄某而言,他是以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进行立案侦查的。然而,在起诉阶段,控诉机关却以伪证罪对被告人黄某进行起诉,而没有经过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这种做法显然是违反法定程序的,因此,依据这种违反法定程序的侦查的证据不能作为被告人黄某涉嫌伪证罪的定案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对犯罪事实的证明要求,也是作出有罪判决的具体标准。
然而,在本案中,控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属于间接证据,在证据效力上只能证明某一事实的部分,而不能证明事实的整体。控诉机关所指控的关键事实和全部事实,即:伪证是被告人黄某和莫某平指使证人作出的虚假证明。然而,对于这一整个过程和全部事实无法进行充分的、确实的证实。因此,现有的证据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链条和证明体系,没有达到证据确凿、充分的刑事证明要求,不能证明被告人黄某构成伪证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因此也不能认定被告人黄某构成诈骗罪。
在2008年1月2日黄某对莫某军的问话笔录中,莫某军明确表示2006年的二单盗窃不是他所为。在这个时间之前,被告人黄某并没有与莫某平或其他证人接触过,也不存在与莫某平合谋、伪造证据为莫某军开脱的可能性。因此,莫某军的问话笔录证实了被告人黄某没有作伪证的犯意和事实。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犯有妨害作证罪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被告人黄某的行为并不符合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因此不应当以犯罪论处。请法庭根据事实和法律,对控辩双方所提供的全部证据进行审查,并依法公正裁决。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方与控诉方是对立统一关系。虽然双方存在无法统一的分歧,但我们所追求的刑法价值始终是统一的。在保证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的同时,也应当注重罪罚相当,保障犯罪的人受到法律规定的刑事追究,同时保障不犯罪的人不被追究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这是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
在本案中,被告人黄某在收取微薄的律师费之后,尽职尽责,为被告人调查收集罪轻的证据,充分体现了其履行辩护职责。尽管他因为辩护工作疏忽导致证据失实,但这与故意伪造证据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不应当以犯罪论处。请法庭明辩是非,判断罪与无罪。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犯有妨害作证罪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被告人黄某的行为并不符合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因此不应当以犯罪论处。请法庭在评议本案时充分考虑和采纳上述辩护意见。
上述就是本案辩护词,希望法庭能够根据事实和法律公正裁决,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