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9 更新时间:2024-02-27
我国目前对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基本上适用传统的民事侵权救济制度。如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的: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据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种传统的民事侵权赔偿主要是针对污染危害的直接致害人而言,并且往往是责任主体相对确定的情况下的方式。由于传统的民事赔偿制度存在着种种局限,如救济的滞后性,诉讼时效的有限性等,其对受害者的利益补偿作用也是有限的,有必要引入其他方式进行利益的填补。
环境侵权的原因往往具有社会正当性、合法性、价值性、公益性,而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失往往受害人众多,损失严重,这就不仅仅是个别侵权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的私益赔偿,而是具有了浓郁的社会化色彩。因此论及环境侵权救济的法理学基础,须从社会法理着眼,而不能专注于传统的个人主义法理。此外,在实践中,由于环境侵害范围广,赔偿金额高,加害人因支付高昂的赔偿费导致经营受损或受害人实际所得的赔偿金额少于实际损失的事例并不鲜见,有鉴于此,各国从兼顾公平效率原则出发建立了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如资金保证制度,主要包括责任保险以及基金制度等。
责任保险是对传统民事损害赔偿的补充性救济,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向第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承诺在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负赔偿责任时,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保险.这一制度反映了损失分摊的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是当被保险人依法要向第三人负民事赔偿责任并受到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时,由保险人向第三人负赔偿责任。通过该制度的运作,原本要由被保险人个人独自承担的赔偿责任经由保险公司的中介变为由全体投保人共同负担。
在环境侵权理论中广泛实行无过错责任制,不问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如何,只要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有权请求加害人给付一定的财产以填补其所受的不利益,加害人也有义务履行这种给付。这种责任保险制度在国外的保险市场发展较早,并且已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瑞典在199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了环境损害保险制度,要求从事危险活动的人缴纳保险金以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同样,日本的《公众健康受害补偿法》也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无过失赔偿责任的原则。我国的责任保险市场起步较晚,但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完善我国的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基金是对污染赔偿义务人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损失或对受害人损失可不予赔偿的部分进行补偿。基金的来源一般由从事污染危险行为中获取收益者缴纳,赔偿金额大小按受害人实际损失计算,但不包括难以量化的损失,也要有一定的赔偿限额和免责条件。政府可以通过征收环境费、环境税等方式筹集基金,并设立相应的救助条件,以该基金补偿环境受害人,保障损害赔偿的迅速、确实和妥善实施。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如日本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对因国有建筑物造成的危害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此外,为了提高基金的利用率,可以设立固定的公益性基金机构,并根据地理、历史、经济等因素设立分区机构。同时,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建设,可以考虑发行环境债券或者环保彩票,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投入到环保事业中去。例如,发行环保彩票可以将一部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环境保护资金,用于紧急状态下的财政援助以及防治污染研究的费用等,同时也可以作为基金的重要来源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充分全面的补救。
对于国家赔偿究竟是民事赔偿还是行政赔偿的问题,专家有不同意见。然而,笔者认为国家赔偿应该被视为一个民法上的问题。国家赔偿涉及到赔偿的概念,而赔偿是发生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国家赔偿的基本性质仍然是民事赔偿,应当在民法典中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并在环境法中有所体现。
国家赔偿涉及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对于这种情况,《国家赔偿法》和《民法通则》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些专家主张不要规定这种不作为的侵权责任。然而,其他专家认为,怠于行使职务而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也是一种侵权行为。针对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相应的规定,例如法国的行政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应当提供赔偿金以代替损害赔偿,从而间接要求行政机关终止环境损害。
综上所述,对于环境侵权的国家赔偿问题,应当将其视为民事赔偿,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此外,还需要建立相对完善的民事责任法律制度,引导和培养国民维护自己合法环境权益的索赔意识。在市场开发初期,政府应当对社会加以引导和规范管理,给予商业保险公司一定的优惠政策,以提高保险人开发新型险种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