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4 更新时间:2024-03-28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利用现职的职务便利索贿或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然而,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主体认定的困难,因为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与他收受贿赂的行为并不一定统一于"现职"这一时空。此外,将犯罪主体单纯地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也让犯罪分子有机可循。因此,建议修正受贿犯罪的内容为:"国家工作人员关于职务上的事项而获取利益的行为,是受贿罪。"
现行刑法在界定受贿罪时所用词汇不够科学,容易导致偏离立法原意的理解。建议修正"利用"的主观性,将受贿罪的本质定义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制度的侵犯,而不在于是否有利用职务便利谋利的企图。同时,对于"便利"的抽象性,应明确指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仅指基于一定职务而派生出来的机会。此外,对于"贿物范围"的限定为财物的定义也应予以废除,以适应现实情况中非财物性贿赂的存在。
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对国家廉洁制度的侵犯方式和程度不同,行贿行为对国家廉洁制度的侵犯是间接的并依托于受贿行为的实现。因此,要保护好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防止贿赂犯罪的客体免遭侵害,关键在于对受贿罪的防治。建议废除行贿罪,将重点放在打击受贿罪上,以提高反腐败的效力。
为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反受贿斗争中的效能,需要理顺司法体制,完备侦查手段,并加强国际间反贿赂犯罪的交流与合作。此外,还应加强检察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其独立执法的思想本质和心理素质,以提高整体侦察水平和作战能力。同时,应加强与反受贿立法相配套的法律建设,如《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和《政府采购法实名制度》等辅助性法律的制定。
在办理贪污贿赂案件中,应遵守法定程序,严格依法收集证据。收集证据的原则包括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以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为了应对智能型犯罪,应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收集、固定证据,如在讯问室安装监控设备,全程录音录像,以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提高证据采信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侦查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例如,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由侦查人员二人进行;在搜查时,必须出示搜查证;对证人进行询问时,应当分别进行,询问前要告知证人如实作证和提供证据;询问未成年人时,要有其监护人在场等。
在办案中,应当注重对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的收集,而不能把注意力盯在口供上。要全面收集证据,防止出现错案。只有重视证据的搜集和调查研究,才能有效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严禁刑讯逼供、以威胁、引诱、欺骗方式来收集证据,体现现代刑事司法活动对人权的保障。在办案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确保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
证据的使用必须遵循查证属实的原则。这是证据使用的根本原则,违背这一原则,就会出现错案假案,放纵犯罪,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其中,“查证属实”是指对证据要经当事人双方和公诉人、辩护人的质证,要将该证据所提供的情况与其他证据相互验证,去伪存真,从而确定证据是否真实。
先外后里收集证据是办理贪污贿赂案件最常用的方法。它是指先从外围取证入手,由外及里逐渐缩小视线范围,取得确凿的事实证据,再攻其口供,使其供述不易改变,不能改变。实践表明,先外后里收集证据对适应刑诉法有关传唤连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限制,改变传统侦查重心放在讯问犯罪人获取口供,再进行核查的作法,对突破贪污贿赂案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贪污贿赂犯罪是智能型犯罪,许多犯罪嫌疑人有权有势,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特别是贿赂案件中,由于言词证据“一对一”,书证以及其他证据难以堵死,司法实践中,存在翻供多、翻证多的特点,需要采用一定技术侦查手段获取证据。为此,在讯问室安装运用监控设备,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录音录像,使无形证据有形化,有形证据固定化,防止了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具有较高的证据采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