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保险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探讨

案情简介

2007年2月18日，肖子平驾驶赣B41R95二轮摩托车，在323国道由西向东行驶。刘运鸿驾驶粤BTR976车也在同一方向行驶。12时30分左右，刘运鸿为了避让对向来车，往右打方向，而此时肖子平正在从右侧超车，导致肖子平的摩托车与刘运鸿的右后车身相撞。2007年3月6日，大余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肖子平负主要责任，刘运鸿负次要责任，乘坐人肖达林无责任。事发当日，肖子平和肖达林被送往大余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并于2007年3月15日出院，肖子平的医疗费用为8066.67元，肖达林的医疗费用为14197.12元。2008年1月23日，肖子平和肖达林再次入院治疗，并于2008年1月31日出院，肖子平的医疗费用为3134.16元，肖达林的医疗费用为4018.19元。2008年2月21日，肖子平和肖达林委托大余正兴司法鉴中心进行伤残等级鉴定，鉴定书认定肖子平和肖达林的伤残等级均为十级。鉴定费用共计1250元。现原告要求被告刘运鸿和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按全部责任赔偿相关费用。另查明2006年12月11日，刘运鸿在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为粤BTR976车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两份保险的保险期间自2006年12月12日零时起至2007年12月11日二十四时止。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为20万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为6万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5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8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

案例分析

本案涉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效力、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理赔额的计算方法以及保险公司的诉讼责任等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效力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交通事故管理部门根据职权作出的一种行政文书，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然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的规定，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应作为一项证据来使用，不具备行政可诉性和行政强制性。当事人可以提供有效证据进行反驳。因此，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审理中，应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一项证据来认证，而不是直接采信。然而，如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程序制作的调查笔录、现场勘验、检查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没有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应视为具有优先的证明力。在本案中，原告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提出异议，并提供了两份证人证言。法庭通过对比审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调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和当事人提供的证人证言，最终认定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调查笔录和现场勘验笔录所认定的事实，从而确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证明力。

二、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理赔额的计算方法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的规定，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之间存在转承关系。然而，关于保险金额的分配比例并未明确说明。考虑到交强险的公益背景，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不考虑责任比例，由保险公司全额赔偿，剩余部分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限额内按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比例承担。有观点认为，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都应根据交通事故责任比例计算保险公司应承担的保险金额。然而，这种观点没有充分考虑到交强险的社会公益性质，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精神理解片面。此外，关于交强险保险限额的计算问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8条第2款列举了各项保险限额的内容，应严格按照这些列举内容计算各个分项的金额。对于不属于分项或超出分项限额的赔偿项目，不能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而应转承到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有观点认为，只需按交强险的总保险限额赔偿，而不用按分项分别计算。然而，这种观点没有充分把握法律的精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一个配套条款，应作为一个法律文件来执行，而不仅仅作为行业规范。这有利于贯彻落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