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4 更新时间:2024-07-20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梅某某应当只为自己开设手术室的犯罪行为负责,而不应当以第一被告人的身份为所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承担刑责。在本案中,上诉人梅某某在共同犯罪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开设手术室,其与医疗手术团队、受体供体中介是平行且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组织与被组织关系。
一审法院判处梅某某的刑期远高于其他人,这客观上说明了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本案主犯,将共同犯罪形态设想为金字塔状,且梅某某置于犯罪金字塔塔尖。然而,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逻辑,地下人体肾脏买卖过程中,引发、激活和主导业务走向的是受体中介,买卖业务启动于受体中介找到有需求的换肾需求者,随后才是与圈养的供体体检配型。因此,一审法院将手术点和医疗者作为主犯,却将中介置于从犯位置,是事实认定错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核心在于组织受体和供体、洽谈买入和出卖的条件并具体付诸实施,而中介正是其中的主要操盘手。
一审法院对梅某某判处的刑期远高于其他被告人,并处罚金远高于其他人,这与本案事实不符。梅某某设立手术室前期投入巨大,租赁房屋、购置车辆和医疗设备、雇请后勤人员等均需要较大资金支出。相比之下中介是无本生意,由于中介手上掌控了受体、供体资源,在价格谈判中占有较大优势,而且所获得的收益除去圈养供体和检查配型外,基本上是纯收益。因此,一审法院将梅某某认定为最大获利者缺乏有效证据支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是指在征得被害人同意或者承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以获得非法利益。对非法摘取尸体器官,依照盗窃、侮辱尸体罪进行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