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强制执行性问题

一、涉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可强制执行性原则

一般来说，涉外执行遵循国家主权原则、遵守国际条约原则和平等互惠原则。涉外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的企业法人，我国法院对其享有司法管辖权，包括强制执行权。然而，股权的可强制执行性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境外债务人的股权未作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1987年的《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了一般原则和方法，对执行境外债务人的股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我国股权强制执行提供了法律基础。此外，我国的公司立法总体上支持股权自由转让，为股权的强制执行提供了适当的方式和方法。综合考虑涉外执行的原则和法律规定，涉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被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二、执行涉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条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征得合资或合作方同意和对外经济贸易主管机关批准后，可以对被执行人在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的投资权益或股权进行转让。根据司法解释和实践经验，执行境外债务人境内投资权益的案件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一）境外债务人在国内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也就是说，被执行人在我国境内除了股权外，没有其他属于其所有的财产。如果债务人在境外拥有财产，则不受此限制。（二）境外债务人投资的合资、合作企业或独资企业没有可分配的利润。如果境外债务人投资的涉外企业有利润分配或分红，只能执行其投资所得的利润或分红来偿还债务，而不宜直接执行其投资权益或股权。股权执行的优先级较低。（三）股权转让必须经过合资方或其他股东的同意。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非常重要。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的股权转让必须经过国内合资方或其他股东的同意，而外商独资企业必须得到其他外资股东的同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必须符合《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如果被执行人除了股权以外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而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只有过半数股东同意转让，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则视为同意转让。法院也可以冻结被执行人的股权收益，用于偿还到期债务。这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四）必须得到对外经济贸易主管机关的批准。执行股权必须首先征得有关外资管理的主管机构的意见，并得到对外经济贸易主管机关愿意协助法院进行股权转让的确切答复。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的规定，股权转让必须经过审查批准机关的批准，并进行变更登记手续。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股权转让是无效的。（五）股权转让不得改变企业的外资性质。只有拥有“外资”的外国公司和个人才有资格接手执行的股权。国内资本不具备接手的资格，否则将改变企业的“外资”属性。换句话说，股东的变更只涉及股权的变更，强制执行不得改变企业的性质和经营范围。然而，“外资”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或权威的定义。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可以采用设立地标准和资本来源地标准。对于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独资企业，彼此之间不得相互变更，以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如果确有必要，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可以相互变更，或者合营、合作企业可以变更为独资企业，但必须事先获得相关审批部门的许可。以上五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缺一不可。对于外商独资企业，虽然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但同样可以适用上述五个条件。如果外国投资者是被执行人在我国境内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但在外商独资企业拥有100%的股权（一人公司），则只需满足除第三个条件之外的其余四个条件，法院也可以强制执行。

三、执行涉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执行壁垒

国外对涉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强制执行也基本上采取了有条件的限制性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对法院强制执行股权也有明确规定，与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大致一致。尽管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排除司法介入、无视司法权的行为是不适当的，也是执行的壁垒。这些壁垒主要来自行政机关和当事人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完全排除了司法的介入。《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情况，除了行政审批外，行政法规完全排除了司法的介入。二是协助执行义务非常微弱，甚至变成了审查的权利代言者。有人认为，法院强制转让股权的做法不仅逾越了法定审批机关的审批环节，而且剥夺了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其他方法规定的表决权。他们认为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和章程是企业成立的基本要素。然而，法院强制转让股权必然导致原合同和章程关系的终止，如果没有新的合同和章程及时替代，将导致合资企业解散。三是给法院执行涉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设置了法规上的障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规定要求，在申请变更登记时，必须提交原法定代表人或新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这对司法执行构成了障碍。四是法规政策化。特别是涉外规章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和政策性，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只能由制定规章的机关自行裁量。综上所述，行政机关忽视了立法对股权执行的严格限制性规定，导致了下位法高于上位法的法理错误。从法律效力的层面来看，司法行为的效力高于行政行为的效力。因此，行政机关应积极有效地协助司法机关强制执行生效的判决和裁定，这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外，当事人也存在一些执行壁垒，需要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