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9 更新时间:2023-09-29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不断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为了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有人提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然而,仅靠修改刑法的犯罪年龄来解决问题是一种短期行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打击范围,对整个社会和未成年人的成长都不利。因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在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年龄的准确认定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对被告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认定被告人年龄可以依据书证、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证据形式。然而,书证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无法准确反映被告人的真实年龄,而证人证言也存在客观性问题。因此,对于无法查清被告人年龄的情况,应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处理,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在犯罪行为中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然而,对于该款规定中的罪名与相关罪名的包容问题存在争议。根据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定罪处刑必须严格依据刑法的明文规定。因此,应研究并明确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具体范围,以确保司法实践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在我国新刑法相关规定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补充或修改。首先,应明确强奸罪是否包括奸淫幼女罪,以避免司法解释与刑法规定的不一致。其次,应考虑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罪的处理方式,以确保刑法的适用性和完整性。最后,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方法,以提高司法实践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立法者通过特殊情节的规定,对犯罪行为进行定性和量刑的规定。例如,《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了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行为,被定性为贪污罪。同时,《刑法》第382条第3款规定了与前两款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行为,也被定性为贪污罪。
在这个例子中,立法者将特定的行为列为贪污罪,以突出对国有财产的特殊保护和对这种严重犯罪行为的处罚。因此,立法者将奸淫幼女行为另外规定,也是为了突出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和对这种严重强奸犯罪行为的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2月17日作出的《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中认为,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犯罪的,应当以强奸罪定罪处罚。然而,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在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中将其分别确定为两种罪的做法是矛盾的。因此,最高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应重新作出法律解释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是否应包括刑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弹药、爆炸物罪,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抢劫罪和抢劫弹药、爆炸物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罪名,应当分开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抢劫罪和抢劫弹药、爆炸物罪应当归为同一罪名,因为抢劫弹药、爆炸物罪的性质更为严重,更易为青少年所认识。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罪名的界定不在于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在于其是否符合有关的犯罪构成。抢劫罪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而抢劫弹药、爆炸物罪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其可能产生的危害比一般抢劫公私财物的犯罪严重得多。因此,《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列举抢劫弹药、爆炸物罪,是立法的疏漏。
《刑法》第347条规定了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这四种行为均可独立成罪。然而,在刑法修订后,仅将贩卖毒品罪在《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加以规定,而对另外三种类似性质、危害相当的罪名未加以规定。
在刑法修订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同等对待的。然而,刑法修订后,这种对待发生了变化。
笔者认为,这是立法的疏漏,应当对这一问题进行补充规定。同时,在刑法分则中,危害更大、更易于认识、应给予更重处罚的犯罪是相当多的。因此,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运输少量毒品的行为,也应认定为犯罪,并负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这类行为,应当加以数量较大的限制,以避免打击面过宽,符合刑法谦抑、人道的价值追求。
《刑法》第240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节中包括有强奸的行为。由于拐卖妇女儿童罪规定的处罚本身就比较重,其法定最低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刑为死刑,从起点刑看还要重于强奸罪。因此,立法者认为,没必要将强奸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数罪并罚,而应作为它的加重情节。
然而,《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列举拐卖妇女儿童罪,这就出现了问题:如果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并对妇女实施了强奸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呢?不处罚的话,就出现了同样主体实施强奸行为应受处罚,而实施更严重的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并实施强奸行为的却不处罚的矛盾现象。按强奸罪处罚的话,同样会出现矛盾,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与已满16周岁的人,如果均实施上述行为,前者应定强奸罪,后者却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罪名。
因此,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应当在《刑法》第17条第2款加以补充规定。
《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的法定最低刑为五年有期徒刑,重于故意杀人罪三年有期徒刑的法定最低刑。绑架罪本身就是具有较大危害性的危害行为,实践中也存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种行为的案例。然而,《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对之加以规定,这本身就是立法疏忽。
此外,绑架罪的加重情节“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包含有故意杀人的行为。如果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按绑架罪处理,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不处罚的话,又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同样会出现不同年龄的人实施同种行为定不同罪名的矛盾现象。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罪名加以补充规定。
针对新《刑法》第17条第2款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种解决途径:
笔者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应修改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拐卖妇女、儿童、抢劫、抢劫弹药、爆炸物、绑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数量较大的、放火、爆炸、投毒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可以更准确地界定这些犯罪行为,并体现刑法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的立法精神。同时,对于一些危害更大、应当给予更重处罚的犯罪行为,也应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以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