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点击数：37 更新时间：2023-12-20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通知，印发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通知要求各地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参考执行，并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根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名。如果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确凿证据，应根据实施的犯罪行为性质并列确定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如果对同一宗毒品可能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但只能确定其中一种或几种行为的证据不足，只能根据能够确定的行为性质定罪。对不同宗毒品实施了不同行为的，应并列确定罪名，累计毒品数量，不实行数罪并罚。对于一个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两种以上毒品的，不实行数罪并罚，量刑时可以综合考虑毒品的种类、数量和危害，依法处理。
罪名的确定不以行为实施的先后、毒品数量或危害大小为依据，一律按照刑法条文规定的顺序表述。例如，对同一宗制造后又走私的，应以走私、制造毒品罪定罪。如果下级法院在判决中确定罪名不准确，上级法院可以减少选择性罪名中的部分罪名或改变罪名顺序，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也可以改变罪名，但不得增加罪名。
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需要谨慎认定犯罪事实和罪名。如果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并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并且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一般不予定罪处罚。如果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以上，应根据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
在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时，应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重点打击毒枭、职业毒犯、再犯、累犯、惯犯、主犯等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涉及走私入境、多次贩卖、诱使多人吸毒、武装掩护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对于罪行极其严重需要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毒品数量是量刑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判处死刑时，应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当地禁毒形势等各种因素，实现差别对待。近期，应结合本地毒品犯罪实际和预防毒品犯罪的需要，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毒品死刑案例，恰当把握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量刑既不能只考虑毒品数量而忽视其他情节，也不能只考虑其他情节而忽视毒品数量。
对于被告人的量刑时，如果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实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并且是初犯或偶犯的，可以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
如果被告人的毒品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具有从重处罚情节，也可以判处死刑。如果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决定刑罚，并慎重判处死刑。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
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对于一些毒品犯罪案件，由于毒品和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对于运输毒品犯罪，要重点打击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应、接货的毒品所有者、买家或卖家。对于运输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组织、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主犯或毒枭、职业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毒品犯罪等情节的，应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量标准，从严惩处，必要时判处死刑。
在运输毒品犯罪中，涉案人员往往是受指使、雇佣的贫民、边民或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运费而为他人运输毒品。他们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卖家，在整个毒品犯罪过程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因此，在量刑标准的把握上，对于运输毒品犯罪中的这部分人员，应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和具有严重情节的运输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区别，不应仅以涉案毒品数量的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
对于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实是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的，又是初犯或偶犯的，可以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
对于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不能证明被告人是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的，可以依法判处重刑直至死刑。
涉嫌为贩卖而自行运输毒品的情况，如果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贩卖毒品，只能定罪为运输毒品罪。这种情况与单纯受指使为他人运输毒品行为有所不同，其量刑标准应与单纯运输毒品行为有所区别。
鉴于毒品犯罪分子制造毒品的手段多样，采用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情况很常见，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制造毒品的行为和方法。制造毒品不仅包括非法用毒品原植物直接提炼和用化学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也包括以改变毒品成分和效用为目的，用混合等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例如将甲基苯丙胺或其他苯丙胺类毒品与其他毒品混合成麻古或摇头丸。为了隐蔽运输、销售、使用、欺骗购买者，或增重，对毒品进行掺杂使假，添加或去除其他非毒品物质的行为不属于制造毒品。
如果已经制成毒品，且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可以判处死刑；如果已经制造出粗制毒品或半成品，应以制造毒品罪的既遂论处；如果购进制造毒品的设备和原材料，开始着手制造毒品，但尚未制造出粗制毒品或半成品，应以制造毒品罪的未遂论处。
鉴于大量掺假毒品和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的出现，为了保证毒品案件审判质量，确保罪刑相当，需要进行毒品含量鉴定。对于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7年12月发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行毒品含量鉴定。对于涉案毒品可能大量掺假或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也应进行毒品含量鉴定。
对于含有两种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混合物，应进一步进行成分鉴定，确定其所含的不同毒品成分及比例。如果毒品中含有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应分别确定其毒品种类。如果不含这两种成分，应以其中毒性较大的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如果毒性相当或者难以确定毒性大小，应以其中比例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数量。
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已规定了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按照相关规定适用刑罚。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没有规定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如果可以折算为海洛因，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非法药物折算表》，折算成海洛因的数量后适用刑罚。
对于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刑法、司法解释等尚未明确规定量刑数量标准，也不具备折算条件的，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毒效的大小、有毒成分的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戒断性、社会危害性等依法量刑。如果无法确定，可以参考涉案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因素等，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但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对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要区别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
对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
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即“双套引诱”下实施毒品犯罪的，处刑时可予以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或者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的，属于“数量引诱”。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不能排除“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
对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原则依法处理。
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包括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联络方式等信息，属于被告人应当供述的范围。公安机关根据被告人供述抓获同案犯的，不应认定其有立功表现。
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过程中确实起到协助作用的，例如，经被告人现场指认、辨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为有关机关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线索，有关机关据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交代了与同案犯的联系方式，又按要求与对方联络，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同案犯等，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应认定为立功。
关于立功从宽处罚的把握，应以功是否足以抵罪为标准。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毒枭、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职业毒犯、毒品惯犯等，由于掌握同案犯、从犯、马仔的犯罪情况和个人信息，被抓获后往往能协助抓捕同案犯，获得立功或者重大立功。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幅度的大小，应当主要看功是否足以抵罪，即应结合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立功大小综合考虑。要充分注意毒品共同犯罪人以及上、下家之间的量刑平衡。对于毒枭等严重毒品犯罪分子立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从严掌握。如果其罪行极其严重，只有一般立功表现，功不足以抵罪的，可不予从轻处罚；如果其检举、揭发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首要分子、主犯，功足以抵罪的，原则上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协助抓获的只是同案中的从犯或者马仔，功不足以抵罪，或者从轻处罚后全案处刑明显失衡的，不予从轻处罚。相反，对于从犯、马仔立功，特别是协助抓获毒枭、首要分子、主犯的，应当从轻处罚，直至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被告人亲属为了使被告人得到从轻处罚，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人的，不能视为被告人立功。同监犯将本人或者他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告知被告人，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如经查证属实，虽可认定被告人立功，但是否从宽处罚、从宽幅度大小，应与通常的立功有所区别。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如从国家工作人员处贿买他人犯罪信息，通过律师、看守人员等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立功，也不能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只要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不论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还是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都是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
对于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应当在对其所犯新的毒品犯罪适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从重处罚的规定确定刑罚后，再依法数罪并罚。
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从重处罚。
毒品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如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已到案被告人为共同犯罪，或者能够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的，应当依法认定。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共同故意，仅在客观上为相互关联的毒品犯罪上下家，不构成共同犯罪，但为了诉讼便利可并案审理。
区分主犯和从犯，应当以各共同犯罪人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根据。要从犯意提起、具体行为分工、出资和实际分得毒赃多少以及共犯之间相互关系等方面，比较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毒品共同犯罪中，为主出资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划、纠集、组织、雇佣、指使他人参与犯罪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受雇佣、受指使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犯罪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具体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者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要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罪责大小确定刑罚。不同案件不能简单类比，一个案件的从犯参与犯罪的毒品数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参与犯罪的毒品数量大，但对这一案件从犯的处罚不是必然重于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不分主从犯而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或者实际上都按主犯处罚，一律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对于共同犯罪中有多个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的，处罚上也应做到区别对待。应当全面考察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差别，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对罪责或者人身危险性更大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依法判处更重的刑罚。
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1)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携带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2)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3)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4)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5)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6)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7)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从中查获毒品的；(8)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9)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在其托运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10)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
毒品犯罪的地域管辖，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实行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考虑到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和毒品犯罪侦查体制，“犯罪地”不仅可以包括犯罪预谋地、毒资筹集地、交易进行地、运输途经地以及毒品生产地，也包括毒资、毒赃和毒品藏匿地、转移地、走私或者贩运毒品目的地等。“被告人居住地”，不仅包括被告人常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也包括其临时居住地。
对于已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管辖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或者受案法院发现没有管辖权，而案件由本院管辖更适宜的，受案法院应当报请与有管辖权的法院共同的上级法院依法指定本院管辖。
近年来，一些毒品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雇佣孕妇、哺乳期妇女、急性传染病人、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等特定人员进行毒品犯罪活动，成为影响我国禁毒工作成效的突出问题。对利用、教唆特定人员进行毒品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和教唆者，要依法严厉打击，该判处重刑直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重刑直至死刑。对于被利用、被诱骗参与毒品犯罪的特定人员，可以从宽处理。
要积极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沟通协调，妥善解决涉及特定人员的案件管辖、强制措施、刑罚执行等问题。对因特殊情况依法不予羁押的，可以依法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并根据被告人具体情况和案情变化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刑法对毒品犯罪规定了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刑，司法实践中应当依法充分适用。不仅要依法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还要严格依法判处被告人罚金刑或者没收财产刑，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难以查清、难以分割或者难以执行，就不依法判处财产刑。
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财产刑执行力度。要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协作，对毒品犯罪分子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依法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防止犯罪分子及其亲属转移、隐匿、变卖或者洗钱，逃避依法追缴。要加强不同地区法院之间的相互协作配合。毒品犯罪分子的财产在异地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要落实和运用有关国际禁毒公约规定，充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等渠道，最大限度地做好境外追赃工作。(刘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