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有哪些违规现象
点击数：8 更新时间：2024-01-28
尽管《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八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十五条均从不同层面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方法收集证据，甚至《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还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但非法取证的现象却从未停止过，而且有失控的趋势。
从近年来已经平反的赵作海案、佘祥林案、滕兴善案，无不闪现着非法取证的幽灵，可以说正是非法取证最终铸造了这一个个令人瞠目的冤案。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对50起的刑事案件调查中，存在侦查机关存在非法取证情形的案件就高达48起，占被调查的96%。
非法取证已经成为刑事诉讼过程中被不断诟病的司法顽疾，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问题，这与司法人员有罪推定和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观念有关，与现行以“命案必破”“限期破案”为代表的各种刑侦考核制度有关，也与现行的冤假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的名存实亡有关。
对于司法工作人员而言，刑讯逼供存在着自觉与不自觉的两个方面的动机，不自觉的动机是职业环境的惯例所形成的操作惯性，是职务本身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性质所决定的;自觉的动机则是个人私利的趋势，破案即可立功受奖，享受由此而来的种种利益。
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中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而刑讯逼供、强迫自证其罪及其他变相非法取证正是与这些两百年前已有司法思想的背道而驰者，而刑讯逼供及非法取证的一切思想根源就是有罪推定。
对于非法取证，与其说是一个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博弈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各种利益博弈的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颁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主要内容，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详细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再到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届此前后历经四年，终于从立法层面上明确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正因为存在屡禁不止的非法取证问题，所以经过多年法律人的共同努力，终于从立法层面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具体规则，但该规则自被正式确立至今，正真能够成功启动排除程序且有效排除的案例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或者排非程序不能成功启动，或者启动后避重就轻，或者排除不彻底并不影响案件的定性，或者不能依规在庭前会议中予以排除而是在庭审的“污染”之后才启动程序，诸如此类。如此一个具有强烈时代需求背景且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司法规则，在现实的司法过程中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击，而且这种阻击贯穿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起草、论证和实施的各个阶段，而且这种阻击的力量尽然主要来自负有侦查职能的检察系统及公安系统，如此境遇之下，其名存实亡的尴尬境地与宪法一样并无二致，由此也从侧面继续主涨着非法取证行为的延续和蔓延。
羁押的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重大嫌疑人继续危害社会，但如果违反规定非法羁押，则将会严重侵犯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
非法羁押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随意羁押、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其中尤以超期羁押现象最为突出和普遍。超期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在诉讼活动中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的期限而违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限羁押所造成的违法现象。
超期羁押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一个十分突出而且普遍的问题，它不仅违反了刑诉法有关办理刑事案件期限的规定，而且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妨碍了诉讼的公正与效率，也影响了司法的权威，破坏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和期待。
非法羁押问题存在的原因，首先，立法层面规定不明确，导致了适用过程中的混乱;其次，司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重破案而轻人权保护;再次，司法机关尤其是侦查机关对于是否适用羁押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形成了随意性过大和无规范指引及约束的现象;最后，对于违法羁押行为人的追责制度的欠缺和当事人救济途径的欠缺，使得非法羁押现象畅行无阻且后顾无忧。
广西人谢洪武在1974年被公安机关以私藏反动传单为由进行羁押，直到2002年被释放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被非法羁押长达28年之久;河北人杨志杰1991年以涉嫌爆炸作案收容审查，直至2002年检察院下达《不起诉决定书》，被非法羁押12年之久，由此可见非法羁押之任性肆意，已经达到了何等程度。
在过去传统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受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侦查、检察等司法机关自始就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视为有罪，如此观念的指导之下，证明无罪的责任就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被当然地视为有罪，既然有罪，其就应当在侦查、审判的任何阶段，对于犯罪事实如实有义务向司法机关坦白、供述，无权保持沉默，否则被视为抵抗侦查和审判，认罪态度不好，然后从严判处。
由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中国特色的司法指导思想就一直影响至今。虽然在1996年第一次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现行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正式从立法层面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但现实的司法环境中，有罪推定的思维依旧根深蒂固，严重影响着刑事司法的健康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思想，可以说是有罪推定思想的价值支撑，其追求的基点是不放过一个犯罪的人，即使以冤枉三千人为代价，这与我国刑事司法中传统的偏重于“打击犯罪”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虽然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将“打击敌人”修改为了“惩罚犯罪”，但是埋藏在司法工作人员思想意识中的“打击犯罪”和“犯罪控制”的价值取向却从未该变，于是过去那种为了查明真相可以不择手段不论方式的刑侦思维便继续存在。
对于《刑事诉讼法》中“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尤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立法精神，侦查人员还不能完全接受更不会完全执行。所以，导致冤假错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深层次角度分析，潜伏在司法工作人心中的“有罪推定”和“疑罪从有”意识，应当是主要的根源之一。“有罪推定”和“疑罪从有”的思想，可谓阴魂不散，危害不浅。假如不是有罪推定和疑罪从有的思想作祟，就不会在1996年3月17日《刑事诉讼法》修正后的88天内，在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呼格吉勒图判处强奸杀人罪，并立即执行了死刑;假如不是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的思相作祟，于英生就不会在其妻子体内发现他人精液此等重大疑问未能进行合理解释的情形下，依旧被以强奸杀人罪强行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国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诉讼的当事人。由于法律行业的专业壁垒，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对抗常常发生在代表国家的公诉人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之间。对于被告人而言，他们通常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加之缺乏足够的法律知识，因此很难为自己做到有效、充分的辩护，这也决定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
一方面，律师通过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使其免受非法侵害，或在遭受侵害后能及时得到法律的救济;另一方面，律师职能的充分发挥，也成为约束司法机关公正执法和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的必备条件。
所以控辩双方这种各自的偏好属性以及天然的对立关系，恰恰是惩罚犯罪、维护人权的内在要求，控辩双方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案件着的公正性及人权的保护程度。但由于深受国家本位主义的影响，以及主体地位的差异，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度过于注重对犯罪责任的追究和惩罚，而轻视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障，刑辩律师这一职业也长期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控诉方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为其调查、收集证据,而且还可以使用强制性措施，如搜查、扣押、拘传、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而辩护方只能自行收集证据,而且手段有限,不能使用强制性措施，甚至在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特定诉讼权利领域，在实践中也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诸多怪现状屡清不止。
控辩失衡，有其立法层面的原因，比如对于调查取证问题，控方的补充侦查，法律规定合议庭是“应当同意”，而对于辩护人调取证据、申请证人出庭和申请重新鉴定等请求，法律规定是“应当做出是否同意的决定”，权利差距悬殊;控辩失衡，也有其操作层面的人为原因，比如同为申请证人出庭，但是法院的态度往往是支持控方的请求，而驳回辩护人的请求;对于特殊案件的律师会见，往往存在诸多人为障碍，而对于控方的提审却永远畅通无阻，貌似公平的诉讼法律地位，但是权利是享有和实施却有天壤之别。
更为令人胆寒的是，公诉机关动辄祭起妨害作证罪的利剑，对律师的会见以及调查取证实施旁敲侧击。关于此类严重影响刑辩律师执业的案件，可谓不胜枚举，比如指控“诱导、唆使龚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等供述，为使供述得到法院采信，引诱证人作伪证”的李庄伪证案;比如近日，成都詹肇成、刘勋两位律师因为在一起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被指控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被检察院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提起公诉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律师因为执业活动而遭到刑事处罚的案件中，刑辩律师占据80%的比例，而所谓的违法犯罪行为且主要集中于调查取证的过程之中。
一头独大的控辩失衡问题，已经严重违背了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使得更多的刑事案件沦为“形式辩护”，控辩对立以此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俨然又恢复到了过去以惩罚犯罪为主的价值模式，刑事司法的倒退可见一斑。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错案的纠正途径主要包括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申诉和法院以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刑事申诉是刑事诉讼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也是其最后的救济手段。然而，近年来随着法治进步和法治观念提高，以及司法腐败现象的加重，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选择走上刑事申诉道路。然而，现行的刑事申诉制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刑事申诉制度的无理由、无期限、无次数的设计导致大量当事人进行简单、多次、重复性的申诉。尤其是在申诉的受理机构与生效文书的制作者属于同一机构时，自我审查自我纠错的难度和可行性非常高。这导致受理机关仅进行简单的材料审查，流于形式，能够最终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极少。大多数再审案件是由于人为干预、媒体披露、专家声音等原因合力的结果，而非制度机制的正常运行。
从对待刑事错案的态度中，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程度。刑事错案在任何社会、任何历史阶段都难以避免，但预防和救济途径的缺失或失灵更为可怕。完全依赖于当事人申诉的被动纠错方式已经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因此，我们应该借鉴域外的制度经验，如美国的“无辜者运动”和DNA检测错案纠正机制，以及英国的独立刑事案件复审委员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在法院尚未作出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得确定他人有罪。然而，在现实的司法环境中，媒体审判往往在法院判决之前就已开始。媒体借助其强大的传播影响力和倾向性的观点影响舆论，甚至影响法官的独立判案。此外，媒体不恰当的报道也会给案件当事人带来负面社会评价。
媒体审判并不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而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因此，国际新闻界和法律界一致反对和防止媒体审判。联合国《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第三公约》将“妨碍法庭审判之公正进行”的新闻列为禁载。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也规定，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形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
然而，在我国媒体审判的现象却非常严重。从过去的百人“公审大会”到现在的“央视认罪”式媒体审判，我们看不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公共保护”。相反，这种审判方式给尚未定罪的犯罪嫌疑人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尽管媒体对特殊案件的监督是必要的，但绝不应该允许“央视认罪”模式的存在。
在我国司法发展的特殊现状下，媒体对特殊案件的监督不可或缺，但应当加强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并避免“央视审判”的大行其道。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和完善是历史的趋势，但其中的毒瘤和顽疾必须予以制止和严正打击，以保证司法独立和公正。
个案的辩护不能脱离制度的抗争，而制度的抗争则应当以个案的辩护为契机。我们希望通过个案的辩护和制度的抗争来消除刑事诉讼制度中的毒瘤，为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和完善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