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与生态侵权

环境侵权纠纷中的利益复合性

环境侵权纠纷是由于人们对环境的开发利用活动而产生的冲突，涉及到经济行为和生活行为。与传统的利益冲突不同，环境侵权纠纷通常是由于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生活行为之间的矛盾而形成，具有明显的复合性。

传统纠纷争议的标的是财产权、人身权或二者的竞合，争议的目的是对受到损害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进行复原或补偿。这种纠纷是由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产生的利益冲突，例如损坏他人物品、伤害他人身体。在这种纠纷中，冲突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冲突双方因对明确的权利直接侵害而产生纠纷。

然而，环境侵权具有特殊性。环境侵权是通过广大空间、长时间和各种媒介物的传播连锁而间接地造成危害的，因此追踪其因果关系、确定侵害的程度和内容都非常困难。在环境侵权纠纷中，冲突可能直接发生，例如向某人承包的鱼塘大量排污导致鱼类死亡，或者砍伐某林场的森林导致财产损失。更多的冲突可能是间接发生的，争议双方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例如，严重的雾霾天会对人们的呼吸系统造成伤害，这个过程中既有企业或个人的排污行为，也有环境的运动规律和受害人自身的健康状况。这些行为并非直接作用于受害对象，而是作用于周围的环境，并经过复杂的转化、代谢和富集等过程后对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

即使是直接发生的冲突，也隐含着间接的利益关系。例如，向某人承包的鱼塘排污导致鱼类死亡、砍伐某林场的森林导致财产损失，直接的利益冲突是行为人与鱼塘承包人、林场之间的财产权，间接的利益冲突是鱼塘、森林作为生态要素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态服务功能所产生的环境权。

环境侵权纠纷是直接利益冲突与间接利益冲突复合的表现形式，争议内容不仅包括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还包括人们的生态环境权利。环境侵权纠纷既涉及私益之间的冲突，也涉及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冲突，是两种不同性质权益的复合。这种复合性导致了环境侵权纠纷的不同争议目的和对解决机制的不同要求。

环境侵权纠纷形式的复合性

环境侵权纠纷可以分为污染性侵权纠纷和生态性侵权纠纷两类。污染性侵权纠纷是由个人或企事业单位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排放污染物导致他人财产、人身和环境损害而产生的利益冲突；生态性侵权纠纷是由个人或企事业单位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破坏生态环境导致他人财产、人身和环境损害而产生的利益冲突。这两类纠纷的利益冲突形成原因和过程有很大的不同。

环境污染行为的标志是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是对环境的二次利用，后果表现为对人和环境的损害。污染侵权的过程可以简化为排放污染物-环境-人的连续循环。在这个过程中，行为的表现形式单一，对人的损害可以确定。因此，在污染侵权纠纷中，私益间的冲突占主导地位，个人可以将争议目的直接限定在私益范围内，不考虑私益与公益冲突问题。

而生态破坏行为是对环境资源的一次利用，其行为的方式复杂多样、目的各异。虽然后果也表现为对人和环境的损害，但其过程是生态破坏-环境-生态-人的连续循环。在这个过程中，生态破坏行为与人的损害之间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没有确定的标志性行为。由于生态关系的多元化，是否会造成人的损害以及会造成怎样的损害具有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私益与公益间的冲突占主导地位。在没有公益主体的情况下，私益主体无法主张权利，争议无法形成。

这两类纠纷的差异导致了私益间冲突和私益与公益冲突的内容不同，形成了环境侵权纠纷的不同争议目的和对解决机制的不同要求。

根据纠纷形式的复合性，环境侵权纠纷可分为四种类型：私益纠纷、私益性公益纠纷、公益性私益纠纷和公益纠纷。私益纠纷是指纯粹的私益间冲突，受害人主张私法上的请求权，要求填补个人利益。私益性公益纠纷是指既有私益冲突又有公益冲突，但受害人主张私法上的请求权，不主张环境权益。公益性私益纠纷是指既有公益冲突又有私益冲突，受害人可以主张私法上的请求权，但其权利能否得到救济有赖于公益的确认。公益纠纷是指只有公益冲突，只有公益主体可以主张权利。

这些不同组合形式仅是对环境侵权纠纷进行的简单分类，但已足以说明其与传统侵权纠纷的巨大差异。因此，环境侵权纠纷的解决需要特殊的机制和法律依据。在立法上，应提供合理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依据；在司法过程中，法官需要具备扎实的法律理论基础、整体性思维和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智慧与技巧。只有这样，环境司法的专门化才能发挥其价值，满足环境侵权纠纷的特殊需求。

生态侵权的提出背景

生态侵权问题的提出是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和我国生态侵权问题的严重性。外来物种入侵对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破坏，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带来严重的利益损害。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增加，生态侵权问题日益加剧，中国已成为受到外来生物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必须进行事前预防、事中规制和事后处理。

我国关于外来生物入侵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体系。现行立法主要集中在防止入侵上，立法基点相对片面，对于生物入侵事后的定性、治理和救济没有明确规定。现行立法主要考虑公民健康、生产安全和对外经济贸易，缺乏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的保护。同时，由于缺乏综合性的基本法和各方面的单行法，地方性的生物入侵立法不配套，防治生物入侵立法的效力较低，多通过行政手段解决。

生态伦理学的论证指出了生态法益的重要性，我国《侵权责任法》扩大了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但对生态侵权的保护存在遗漏。生态侵权与一般环境污染侵权的作用机理不同。一般环境污染侵权是通过排放污染物对环境要素造成损害，然后对人和环境造成损害。而生态侵权是由外来物种、地区生态平衡和地区食物链之间的关系导致的，由于破坏了上游食物链条，这一致损机理是不断循环的。生态利益具有特殊性，现行的侵权法无法涵盖生态侵权，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区别论证和重新定义，并提出相应的原则和制度设计。

确立生态侵权责任，以《侵权责任法》为主规制生态侵权行为的适格性

生态侵权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事实的责任构成要件。生态侵权的概念和特征需要明确界定。生态环境是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或作用的总和。生态环境不同于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生态侵权是指民事主体通过经济文化等交往活动，使本地生态系统失衡，导致人身、财产和生态安全等环境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和用益丧失的行为。

生态侵权与环境侵权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作用机理。生态侵权是通过外来物种、地区生态平衡和地区食物链之间的关系导致的，具有循环性和连续性。因此，生态侵权与环境侵权应当区分对待。

生态侵权的界定和特殊性需要明确。生态侵权的界定应包括民事主体通过经济文化等类型的交往活动，使本地生态系统失衡，导致人身、财产以及生态安全等环境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及用益丧失的行为。

根据以上分析，生态侵权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事实的责任构成要件。因此，可以以《侵权责任法》为主规制生态侵权行为的适格性。

生态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生态系统是指一个占据一定空间、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其中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的整体称为生态系统。生态系统通过自我调节和外部控制不断演替变化，以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生态系统具备循环、稳定、完整、连续和平衡的特点。

本地生态系统的相对性

“本地”概念具有相对性，需要在具体案例中进行具体界定，不能进行明确的划分。只要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就可以认定为构成一地的本地生态系统。

生态平衡的定义

生态平衡是指生物群落及其生态系统中，各种对立因素互相制约而达到的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

生态侵权行为的判断

在定性上，应严格审查是否使一地生态失衡来判断生态侵权行为。例如，在某些导致外来生物入侵的案例中，当地恰好具备其上下游天敌，能够通过生物链自我运动，并形成新的完整生物链进行有机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上下游物种只受到短暂的一般影响，虽然导致生态系统改变，但并未失衡，一般不会造成至损。这种特殊情形属于一般生物系统运动，为一地所接受，不应被视为生态侵权行为。

生态侵权主体和受害人

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侵权人和行为人两个概念上的模糊，在外来物种流入、生态失衡和至损过程中，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和国家机关等均可成为侵权主体。由于生态侵权具有更大的潜在至损可能，因此生态侵权的受害人可以扩展至不特定的多数人。

与环境侵权的区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些环境侵权案件也涉及生态损害。这种情况下，侵权责任应与生态侵权责任进行区分。例如，在海上石油污染案中，石油污染物导致某些物种过度繁殖或被抑制，从而影响生物链条并造成损害。这类情况符合环境侵权构成要件，在适用《侵权责任法》时不存在问题，但不属于生态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