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案件
点击数：28 更新时间：2026-09-01
(1)确立法官在查明技术事实方面的主导作用
专利案件因其技术性强、复杂性高而审理难度大，审理周期长。查明技术事实是正确审理专利案件的前提和基础。根据对2015年二审改判发回案件的梳理，发现七成以上的被改判发回的专利纠纷案件均涉及到技术事实未查明的情况。由于知识产权法官多数不具备理工知识背景，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查明技术事实，甚至出现畏难情绪。因此，应充分发挥法官在查明技术事实方面的积极作用。法官可以通过诉辩双方的对抗来帮助查明案件事实，鼓励当事人充分举证并通过庭审程序充分说明案件所涉及的技术事实。同时，应注意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通过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技术事实进行固定，以达到查明技术事实的目的。此外，还应鼓励当事人通过提交产品实物及模型、制作及展示PPT等方式，充分说明案件所涉及的技术问题。对于复杂的技术问题，应进行现场勘验、专家咨询，并可以依法委托鉴定。同时，还应充分发挥专家辅助人、技术调查官在查明案件事实方面的辅助作用。
(2)积极探索技术调查官职能作用
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建立是为了解决技术类案件中技术事实查明难的问题。自2015年11月知识产权法院启用技术调查官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根据《技术调查官工作规则(试行)》的规定，技术调查官参与庭审，就案件所涉及的技术事实问题发表意见，并就技术问题发表意见。技术调查官的意见应客观中立，应注意探索技术调查官意见的当事人质询程序，为全国法院提供借鉴参考。
(3)关于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审查指南不同版本的适用问题
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应当根据申请日施行的法律及其实施细则来判断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的问题。对于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应允许申请人根据申请日施行的法律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在判断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是否合法时，应适用专利申请日施行的法律及其实施细则。对于专利“三性”判断，应注意版本的变化，但大部分法官在版本适用问题上没有出现偏差。
(4)关于公知常识的举证及限制问题
在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对于公知常识的证明责任，应强调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对于那些未充分说明或未举证的被诉决定，应依法予以撤销。在公知常识的认定上应严守当事人主张原则，即在当事人未主张公知常识时，法院一般不宜主动引入公知常识。公知常识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免证事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5)关于试验数据的提交及采信问题
对于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提交的试验数据，应充分考虑其证据价值。根据不同情况，可以接受或不予接受试验数据。对于专利申请日后补交的试验数据，应严格掌握补充条件，即该试验数据应当是按照专利申请日之前的现有技术中已知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无需创造性劳动即可得出的。
(6)关于权利要求的选择问题
在起诉状中，权利人应明确权利要求，并规定未明确或不明确的可以驳回起诉。权利人选择部分独立权利要求和部分从属权利要求是允许的。对于选择全部权利要求的情况，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处理。
(7)关于“设计空间”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断中的适用问题
设计空间是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相近似的主体，即一般消费者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对于存在较大设计空间的外观设计，应采用较为严格的标准判断是否相同或相近似；对于存在较小设计空间的外观设计，应采用较为宽松的标准判断是否相同或相近似。设计空间的证明需要由各方当事人提交涉案产品的在先设计进行判断，同时要考虑产品的功能、用途。
(8)关于间接侵权的认定问题
根据司法解释(二)的规定，间接侵权应以直接侵权为前提，间接侵权人与直接侵权人应构成共同侵权。间接侵权人应具有主观故意，而直接侵权人可以是过失或故意。除已被判定为侵权的直接侵权人可以不列为共同被告外，对于未被判定为侵权的直接侵权人应与间接侵权人列为共同被告。
(9)关于新、旧商标法第十五条“代理人”范围的理解问题
根据新、旧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理商标注册申请事务。对于“代理人”的范围，应进行正确理解。
根据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来确定。对于已注册的驰名商标，保护范围不仅限于避免商品来源的混淆，还应扩大到避免该驰名商标的“淡化”。商标评审委员会在确定已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时只以混淆标准为依据，如果在诉讼中发现需要通过“淡化”标准来扩大保护的情况，应当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决进行纠正。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行为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对于类似商品或近似商标上的使用行为，要构成侵权必须满足混淆可能性的条件。虽然商标授权确权条件的规定中并未对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类似商品和近似商标进行区分，但是在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诉讼中，如果引证商标与诉争商标为近似商标，或者两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类似，还应考虑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以确定诉争商标的可注册性。在判断类似商品和近似商标时，应当仅从商品本身或商标标志本身进行判断，而不应以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作为判断是否类似或近似的标准。《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是判断商品类似性的重要参考，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应当尊重该表的判断。对于具有较密切关联但商品未必类似的情况，考虑商标标志的相同或近似以及其他因素，如果存在混淆可能性，应当拒绝注册。
近年来，对形象的商业化利益保护的需求越来越高。然而，关于形象的商业化利益的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在实践和学术上存在较大争议，因此在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在先权利”中保护该利益时应当谨慎。首先，应当坚持权利法定原则，即对形象的商业化利益的保护并非对法定权利的保护。只有在分析形象的商业化利益并确定其属于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时，才能将其纳入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的保护范围。其次，对于形象的商业化利益的保护范围应当慎重研究和严格划定，不应超出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除非有必要。如果各级法院需要保护形象的商业化利益，必须事先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三庭审查。
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包括专有使用权和禁用权。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注册商标的撤销制度是为了鼓励和督促商标注册人使用其商标，发挥商标在市场上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该制度并不是对商标注册人不使用行为的处罚，也不是为商标注册人设定使用义务，而是为了在商标注册人连续三年不使用导致注册商标的作用长期没有发挥时，将该商标标志重新回到公有领域，方便他人注册，激活商标资源的一种措施。因此，在使用的认定上应当符合市场实际，坚持优势证据原则，不应过于苛刻。只要证据显示，使用注册商标的核定商品在市场上能够被相关消费者获得且持续一定时间，使用行为不违反商标法的禁止性规定，就应当认定该注册商标已经进行了真实、公开、合法、有效的使用。如果商标注册人提供的部分使用证据是伪造的，应当对所有证据进行严格审查，提高证明标准，并对伪造证据的行为进行处罚。对于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范围，应当坚持已经形成的标准，即只有在核定商品上的使用才是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而在与核定使用商品类似的其他核定商品上的使用并非对注册商标的使用，不能以此为依据来维持注册商标的有效性；商标注册人在核定使用的一种商品上使用注册商标，在与该商品相类似的其他核定商品上的注册可以维持。
根据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经核准后，予以公告，受让人自公告之日起享有商标专用权。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33条的规定，如果转让注册商标的合同没有特别约定，合同在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自国家商标行政主管机关核准公告之日起，受让人享有商标权。根据上述规定，未经核准的商标转让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如果转让方由于自身原因未向商标行政主管机关进行核准并公告，受让人不能依据该转让合同获得商标专用权，但可以依法追究转让方的违约责任。
商标法虽未将“指示性使用”明确列为不侵权的抗辩事由，但考虑到商标法所保护的是标志与商品来源的对应性，商标禁用权也是为此而设置的，绝非为商标权人垄断商品的流通环节所创设。即商标权利用尽规则应当是市场自由竞争所必需存在的基本规则之一。因此，如果被控侵权商品确实来源于商标权人或其授权主体，商标权人已经从“第一次”销售中实现了商标的商业价值，就不能再阻止他人进行“二次”销售或合理的商业营销。否则将阻碍市场正常自由竞争秩序的建立。因此，“平行进口”应当被司法所接受，不认定构成侵害商标权。
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该条款规定了商标专用权的范围。商标是否实际使用并不影响其专用权的行使，也不影响禁用权的救济。商标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起诉前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的赔偿数额的界定，而非对是否侵害商标权的定性规定。因此，在商标民事案件中，权利人的注册商标未实际使用仅是判定赔偿数额的考虑因素，不影响侵权的认定。
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了在先使用抗辩的适用条件，包括在先使用人出于善意、在先使用人对特定标志的使用时间早于涉案商标的申请注册日且早于商标注册人使用，并且在先使用人所使用的商标具有一定影响。对于知名度的高低程度，一般不应要求过于严格，只要满足在先使用人对其商标的使用确系真实使用，且经过使用已使得商标在使用地域内起到识别作用，即符合具有一定影响的要求。
在审判网络著作权案件时，应当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认定。主观方面，被告之间或被告与案外人之间应当存在共同提供作品的主观意思联络；客观方面，被告应当实施相应的行为以实现前述主观意思联络。由于主观意思联络存在一定的臆定性，可以根据被告之间体现合作意愿的协议、行为之间的合作或利益分享等密切联系来认定主观意思联络。然而，应当区别基于特定技术或商业模式等客观需求所确立的“形式上的合作”。
对于在先案件中因被诉侵权人不能提供所使用图片的合法授权而被认定构成侵权的情况，在后案件中该被诉侵权人以同一图片的著作权人或专有使用权人身份作为原告起诉的，应当根据案件相关事实进行认真审慎的查明，并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举证指导，根据在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
对于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归多个权利人共有的情况，应当将全部权利人作为案件当事人。如果权利人基本情况难以查清，为了提高审判效率和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将其中一个或部分权利人作为案件当事人，但应当在判决论理部分为未参加诉讼的著作权人保留相应的权利份额，并明确写明“涉案作品的其他著作权人，可向本案原告主张分割涉案被控侵权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损失赔偿金”。如果提起诉讼的是影视作品的专有使用权人，且其专有使用权来自于共有著作权人中的一个或部分人，在没有证据证明该授权对其他著作权人产生不合理损害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其为专有使用权人。
鉴于涉外送达程序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对于采用涉外送达程序送达超过6个月仍无送达回复的情况，可以同时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同一当事人送达。
在行政诉讼中，如果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提供了新的证据，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采纳，以确保事实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对于在基层法院立案的技术合同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实质上属于计算机软件合同的情况，基层法院应当就案件管辖提出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三庭，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三庭统一审查确定管辖法院。如果经审查认定确实属于名为技术合同实为计算机软件合同的案件，应当移送知识产权法院管辖。如果经审查认为仍属技术合同的案件，由受理案件的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庭继续审理。
在法律体系中，反不正当竞争法通常被认为是对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兜底和补充。如果一个行为已经被认定为侵犯著作权或商标权的行为，就不应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条款来救济。如果被诉侵权的行为涉及多个行为，应当逐一对不同行为进行认定，对于部分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或商标权，部分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应当分别适用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判决。
在行政诉讼中，应当谨慎认定可能影响案件实质处理结果的证据失权。这些证据包括对当事人的权利认定有重大影响的证据，以及如果不考虑这些证据，当事人将无其他救济机会的证据。只要对新证据的采纳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就可以根据具体案情予以考虑。
在商标专利授权确权行政诉讼中，如果第三人被注销，原则上应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以及民法通则、公司法等法律中的有关规定依法追加相关主体参加诉讼。但考虑到一中院在处理遗留案件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如果相关主体情况难以查明或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以不再将其列为案件当事人，但须将注销证据入卷备查。
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并激励创新，侵权损害赔偿必须充分反映和实现该知识产权的真实市场价值。只有使保护范围、强度与创新贡献相适应、相匹配，才能真正激励创新、鼓励创造。在侵权诉讼中，应鼓励当事人、代理人就权利人的损失和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举证，努力查明损失和获利情况，提高损害赔偿计算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权利人的损失和侵权人的获利确实难以查清时，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充分反映和实现知识产权的真实市场价值，与专利等科技成果类知识产权的创新高度和贡献程度、作品的类型特点以及独创性高度、商标显著性和知名度、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人的经营规模、纳税情况和主观恶性程度等相适应。同时，统一和规范裁量性赔偿方法的适用，裁量性赔偿不受法定赔偿限额的限制。全市各级法院在法定赔偿限额以上进行裁量性赔偿时，一定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获利已经明显高于法定赔偿限额，相关案件在处理时也要层报高院民三庭。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如果被控侵权行为在诉讼期间仍在持续，原告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增加赔偿的请求并提供相应证据，应将诉讼期间原告扩大的损失一并列入赔偿范围。如果二审期间原告损失扩大需要列入赔偿范围，二审法院应当就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就赔偿数额重新作出判决，并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律师费、差旅费等合理开支的赔偿数额重新作出判决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的情况，法官可以对这些费用的赔偿数额重新作出判决，并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
知识产权裁判文书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简化撰写，但应当保持基本体例的统一。尤其是一审裁判文书应当全面展现案件事实的查明及其证据，以及认定的思路和过程。各院在采用简易化方式撰写知识产权裁判文书时，不宜采用表格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