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作业侵权案件中损害人的证据要求

一、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理论

一般侵权行为是指直接因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的不法行为和故意违背公共秩序、道德准则而加害于他人的不当行为。构成一般侵权责任的要件包括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违法行为是指公民或法人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实施的行为或不作为。损害事实是指行为致使权利主体财产权、人身权受到侵犯，并造成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的减少或灭失的客观事实。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的前因后果的联系。主观过错是指违法行为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存在的过错。

二、诉讼程序中的证据认定分析

侵权纠纷的特点决定了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法官对侵权诉讼事实证据和赔偿标准的认定规则。然而，现行法律对此特点的明确规定较为缺乏，导致法官在侵害事实和损失范围等问题的确定上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在证据认定方面，当事人应提供证据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存在。被告承认实施了违法行为或公安侦查机关的调查结论能证明违法行为存在的情况下，原告无需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此外，原告还可以通过提供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出庭作证证人证明违法行为的存在。

在损害事实和损失计算方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同严重程度的损害事实可能导致不同的损失项目和计算标准。因此，法官应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准确适用相关法律和计算标准，并公平确定损失数额。当事人应提供相关证据，如医疗费实收票据、误工事实、住院事实等，以证明损失的存在和计算标准的适用。

部分当事人乱列赔偿项目重复计算损失的问题

住院伙食补助费及误工费和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的规定相衔接地对受害人本人的日常生活费用给予了较为完整的保护，受害人定残日就必然在住院结束日之后，两者在计算日期上不应出现重复。对于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误工费同被扶养人生活费相衔接地对其给予的较为完整的法律保护，并同样以住院结束之日为界不能重复计算。护理费是对较严重伤情受害人在住院期间进行专门护理的人员误工损失的法律保护，护理及护理人员数量必须由医疗部门专业性诊断来确定，受害人亲戚朋友的经常探视或长期守护依法不应属于此意义上的护理。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法律并未保护残疾者(住院结束后)的护理费用。

我国票据制度不健全现状导致票面损失远远高出实际必要损失所显露出来的社会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票据制度管理尚不够严格，再加上中国“熟人社会”的历史传统，一名普通公民通过不正当途径搜集大量餐饮、交通、住宿等服务性行业的票据显得非常简单和平常，当事人也可能采用“移花接木型”假证蒙骗法院。所以，对于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三项“凭据支付”的损失项目，法官如果一概依照票据认定损失数额，必然造成这些票据性费用在原、被告之间的严重不合理分配，使得原告因违法行为而获益成为可能。对此，我国在逐步完善票据管理制度及相关行业财务监督制度的同时，应加强原告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即要求原告详实证明以上费用确属医疗、交通、住宿等所必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所开具的医疗费票据的严肃程度不同，对于基层医疗机构开具的“手写式”、“单联式”医疗费票据来说，当事人可能以“举证便利原则”逃避举证责任的承担，我国应建立与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相类似的医疗结构相关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法院机关在鉴定过程中发挥过度积极的作用，使得当事人对法院审理该案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对受害人伤情的鉴定属于对损伤程度的医学认证，由原告在提出相关赔偿请求时作为待证的损害事实，对损伤程度的证明责任自然应有双方当事人来承担。在诉讼实践中，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当事人一张嘴，审判员跑断腿”，只要当事人提出了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其余的事完全由法院法官“包揽”，而“包揽”鉴定的结果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该结论更加不信任，认为是暗箱操作的结果，这种不信任必然一直延续到审判结束，乃至无限期的延续。

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事实是否是违法行为人的具体行为造成的决定着违法行为人要不要承担受害人诉讼请求上的赔偿要求，即，原告当事人必须举证、论证证明损害事实同违法行为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的规定，把“侵害公民身体”同“造成伤害”关联在一起，实质上隐含了把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一的法律原则。但是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被法官武断地忽略了，这就无意间减轻了原告当事人的法定举证责任，同时存在要求被告当事人对与其行为没有法律意义上因果关系的损失承担责任的可能。通过对相关诉讼程序的分析，违法行为的存在与否需要侦查机关、证人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证据材料来证实，而损害事实(这里的损害事实并非指损失数额事实，而是专指受害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侵犯的医学上的损害事实)存在与否却只能由医疗机构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证据材料来证实，对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由法医学分析才能直接证明，即必须把对违法行为的侦查结论同对损害事实的诊断证明结合起来，并从法医学角度确定具体违法行为导致相应的损害事实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具体情况

1、一个生理平常的人在同样侵害行为的侵犯下，发生同样程度损害事实的可能性。即，如果该损害事实与该侵害行为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行为人就必须对行为引起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所诉具体侵害行为不可能导致所诉的损害事实，那么行为人就不应当对该损害事实承担责任。另外，受害人由于身体弱势及其他“抗侵犯能力”较差的原因，在同样侵权行为侵犯下造成了较重的损害事实，也同行为人的侵犯行为有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违法行为实施人不能以此理由进行抗辩。

2、生理非正常人在该侵害行为实施后，导致了潜在病发的损害事实。即侵害行为仅仅构成了受害人潜在疾病发作的条件，侵害行为与该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违法行为人也就不应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的潜在病情知晓，仅以该具体违法行为为手段，并目的性的引发该潜在病症，那么造成损害事实的侵权行为就转变成了具体的“引发病症行为”，而不再是表面的违法行为本身，该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就发生了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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