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初探
点击数：1 更新时间：2024-12-28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被害人在遭受不法侵害后，由于精神上的痛苦和损失而要求给予经济补偿的一种赔偿方式。然而，在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被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外，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我国的《刑法》第3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77条明确规定，只赔偿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因为在制定这些法律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有被吸收到附带民事诉讼中。这导致了法律规定与实际情况的矛盾。
对于被告人的刑事处罚被认为是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最好抚慰，无需再用经济赔偿手段制裁被告人。然而，刑事处罚和民事赔偿是针对不同法律关系的，它们有不同的目的和作用。刑事处罚主要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正义，而民事赔偿则是为了补偿被害人的损失。
精神损害是无形的，赔偿标准的确定存在困难。如果设置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如何确定赔偿数额成为一个难题。赔偿数额过大可能增加调解难度和执行难度，不利于案件的处理。
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很多人格权利和身心健康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案件被害人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使得被害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导致严重的精神损害得不到赔偿。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修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赔偿是对被害人遭受不法侵害造成的精神打击和精神损失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制度。精神损害是与物质损害相对应的非财产损害，它侵害了公民的健康权。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常常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影响正常的生活。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体现了侵权责任的公平原则。
刑事处罚和民事赔偿是针对不同法律关系而存在的，它们有不同的目的和作用。刑事处罚主要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正义，而民事赔偿则是为了补偿被害人的损失。让犯罪分子承担民事责任，可以使因犯罪行为而形成的损失得到恢复，对受害人具有补偿的作用。
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当修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精神损害赔偿是一种现代侵权法的发展趋势，它符合侵权责任的公平原则。在现代社会，精神损害可能比物质损害更加严重，给被害人带来更长久的影响。允许刑事被害人对精神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以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人格权利和身心健康。
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允许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随着司法国际合作的加快，涉外刑事案件的增多，如果永远固守精神损害不得赔偿的观点，将对我国产生不利的国际影响。允许给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可以在精神上补偿受害人和其家属，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修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允许刑事被害人对精神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人格权利和身心健康。精神损害赔偿与刑事处罚具有功能互补的关系，可以为被害人提供精神上的补偿和安慰，同时也对犯罪分子起到侮罪和经济制裁的作用。修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符合我国的立法宗旨，也与国际惯例相一致。在司法实践中允许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可以避免被害人采取过激的自力救济手段，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正义。因此，我们应当调整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被害人提供更好的法律保护。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存在滞后和自相矛盾的问题，需要及时修订。从立法技术上来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赔偿部分应该由实体法特别是民法来规定，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刑事诉讼法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不符合立法技术要求。刑法第36条规定了对经济损失的赔偿，而刑诉法第77条规定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明确了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害赔偿。然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应该依据民事实体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刑诉法解释第101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适用的法律，明确了刑事法律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封闭。然而，民法通则确立了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对赔偿范围的规定是原则性的，并未仅限制于物质损害。因此，刑事法律对附带民事赔偿范围的限制忽略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诉讼本质，忽略了民事上精神损害赔偿的发展，违反了法制统一的要求。
我国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之间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存在法律冲突。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立法应当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部门法在各自领域调节相应的社会关系，在公共领域里对同一法律问题的调节应当是一致的。然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拒绝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进入，而民事法律准许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进入，并给予有效的调节，造成了法律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法律的不平衡，破坏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无法调和。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追求精神损害赔偿是符合立法宗旨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旨在节省司法资源，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将精神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有利于准确处理案件事实，正确及时处理案件，避免因不同审判组织分别进行审判而可能导致不同结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失赔偿请求，可以促使被告人积极赔偿，直接影响对其定罪量刑，也更容易弥合被害人的心灵创伤。此外，附带民事诉讼中解决精神损失赔偿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减少讼累，符合诉讼效益原则。因此，追求精神损害赔偿是符合立法宗旨的。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追求精神损害赔偿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应当得到赔偿，才能体现法律正义。然而，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导致被害人无法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这是一种明显的不公平。被害人无法获得精神赔偿，导致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破坏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因此，追求精神损害赔偿是符合正义原则的。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追求精神损害赔偿是符合国际惯例的。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公民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国家的法律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如德国等国家已经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这对保护受害人、打击犯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追求精神损害赔偿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案例中的突破，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可以追求精神损害赔偿。例如，2004年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判决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中，除了刑事处罚外，还判处被告人对被害人承担了精神损害赔偿。这种实践的探索体现了法制的正义和进步，调整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对司法活动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具有优越性，体现了对公平和效率的追求。如何在摆正刑民法律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需要解决立法上的瓶颈制约。
追求精神损害赔偿权利的实现，与当前正在进行的"人民法院为人民"活动，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树立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程序上被判"死刑"，权利得不到维护，精神伤害得不到全面"昭雪"，何来为人民司法，何谈民主法制的不断进步，又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怎能保证科学发展观不流于形式。
我国法律对人格权加以保护，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民众人格意识的觉醒，其保护范围将逐渐拓宽。在确认权利存在的基础上，法律还应规定权力救济的途径和方法，使权利受到侵害时及时得到补救。
从本文前引贞操权案例来看，被害人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请求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却被法院一次次驳回，现行法律规定实际上关闭了她获得救济的各条通道。她不仅没有获得法律的救济，且因最终败诉而使心理遭受更重的伤害。这种立法现状显然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法律原理，导致被害人某些实体权利的无法实现。
在公力救济缺位的情况下，私力救济必然走向前台。就某些公诉案件而言，被害人在精神遭受到侵害后，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就必然助长非法"私了"之风。被害人本来打算报案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因法律上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对被害人的名誉等精神损失不予考虑，被害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赔偿，往往"舍刑取民"，向被告人索要金钱赔偿了事，这就放纵了犯罪，违背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为了避免非法"私了"事件的发生，我国立法应吸收"私了"的合意内涵加以合理提升，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
在多元化的社会，被害人对正义的需求也是多元化的。单靠对罪犯施以刑罚，并不能完全消除被害人精神方面所遭受的损害。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方式，旨在抚慰被害人精神痛苦。实践证明，仅仅有被告人的赔礼道歉是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的，而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只有将刑罚处罚、非金钱性质的补救措施和支付抚慰金三种方式结合起来，才能使被害人的精神创伤得到最大程度的修复。
根据民法相关理论，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公民因其人身权受到他人不法侵害，并产生精神痛苦和损害，由行为人通过给付一定财产赔偿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并不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只有侵犯公民人身权的犯罪行为，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一些侵犯公民人身权的犯罪行为，如故意伤害致人伤残、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侮辱罪、侮辱妇女罪、强奸罪等，都应当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为民事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实体审理上，应当以民法通则及有关的民法理论为依据，具体分析，做到不枉不纵，才能更好地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引用：
[1]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2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2条第三款。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
[4] 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第9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
[5] 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第96页，人民法院出版社。
作者：精锐 从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