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驾行为的法律风险和危害性
点击数：16 更新时间：2024-09-20
危险驾驶行为是指以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手段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这包括但不限于酒后驾驶、醉酒驾驶、无证驾驶、道路飙车、吸毒后驾驶、边驾驶边打手机等高度危险性驾驶行为。尽管酒后驾驶、醉酒驾驶、无证驾驶、道路飙车、吸毒后驾驶的危险性已为众所周知，但对于边驾驶边打手机行为的危险性，人们的认识可能不够。然而，研究表明，许多交通事故是由于驾驶人在开车时发短信或打电话所造成的。开车时打电话与酒后驾驶的危险程度相当，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同时，驾车时打电话还会影响交通流量，导致道路拥堵和通勤时间延长。根据美国犹他大学的研究，开车时打电话的人在中高密度车流中变更车道的几率降低了20%，对紧急情况的反应能力也比不打电话的人慢很多。
国外对饮酒驾车的规定大体上分为三类：重度处罚、轻度处罚和以教育为主。
重度处罚是指对醉酒驾驶行为除了经济处罚外，还可能判处3年以上甚至10-20年有期徒刑。实行重度处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南非、新加坡等。
轻度处罚是指对醉酒驾驶行为除了经济处罚外，一般只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实行轻度处罚的国家主要有巴西、马来西亚、瑞典、美国等。
以教育为主是指对醉酒驾驶行为主要采取教育感化为主，不过分看重经济处罚或刑事处罚。实行教育为主的国家主要有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
目前，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禁止开车打电话。英国的新法规定，开车打电话者一旦被发现，最高可判入狱两年。新加坡对开车打电话的初犯者最高罚款1000新元，监禁6个月；再犯者最高罚款2000新元，监禁1年。
我国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民法、行政法和刑法层面。
在民法层面，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机动车作为高速运输工具，在民法上需承担无过错责任。这意味着机动车驾驶人应尽注意义务以保证道路交通安全，若肇事致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要承担赔偿责任。
在行政法层面，《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饮酒后驾驶和醉酒后驾驶的处罚措施。
在刑法层面，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与机动车驾驶有关的罪名。然而，我国的刑法规定中存在故意和过失难以区分的难题。
在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过程中，存在故意和过失难以区分的问题。
对行为人的主观态度的认定往往决定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进而决定刑罚的轻重。然而，故意和过失之间的界限模糊，难以认定，尤其是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之间的区别。这导致了对于酒后驾车和其他危险驾驶行为的法律认定问题的困惑。目前，我国的刑法规定中缺乏故意和过失之间层级递进的区分，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和处罚存在缺乏中间地带的问题。
1997年，福建省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告人为了逃避收费站检查，在逆行车道上冲关，导致一名武警死亡。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犯有以驾车的危险方法致人伤亡罪，判处死刑；二审法院改判为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最高检对此案提起抗诉，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最高法院经过重审后认为，被告人的冲关行为是故意的，但并无故意造成武警死亡的意图。最高法院维持了二审法院的判决。
从这起交通肇事案可以看出，故意和过失有时很难区分。被告人的行为是故意为了逃避检查和扣车，但他无法预料到武警会出现在逆行车道上进行拦截。因此，被告人并无故意造成武警死亡的意图。
有人认为，在孙伟铭案中，成都中院对定罪理由的说明存在用结果解释动机的嫌疑。这种逻辑下，一个人长期无证驾驶，一旦出现危害后果，就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然而，这不符合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
交通肇事罪的量刑起点和最高刑与其他相关的故意犯罪相比存在巨大差异。这可能导致以后果选择罪名，将轻罪重罪化的司法风险。有人认为飙车行为太恶劣，以交通肇事罪定罪显得太轻，提出对杭州飙车案中的胡斌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这种观点违背了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
目前的问题是，在法律未修订之前，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统一法律适用，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规制，避免司法不公现象的出现。从预防犯罪和保护公民权益的角度来看，对危险驾驶行为应该从严进行法律规制。因此，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将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其中，并给予严厉的刑罚。同时，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出立法解释，并制定新的司法解释，明确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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