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5 更新时间:2024-07-14
根据我国《刑法》第四章和第五章关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侵犯财产犯罪的规定,刑事和解适用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可能涉及恋爱纠纷、邻里纠纷、宅基地纠纷、债务纠纷等。根据有关事实和证据,如果犯罪嫌疑人所涉罪行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刑事和解可以被考虑。这些案件通常包括过失致人伤害罪(轻伤)、侮辱罪、诽谤罪等。
根据《民间纠纷处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因此,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等民间矛盾引发的纠纷都可以视为民间纠纷。
在刑事和解中,刑罚的可能性是根据《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来确定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可能”意味着宣告刑,而非法定刑。在我国,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情况下,宣告刑肯定也在三年以下。
刑事和解协议的履行存在一定的风险。虽然有的被害人和加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协议的履行并不一定能立即实现。如果在和解协议达成后,加害人延期或分期履行协议,刑事和解的效果就存在风险。如果检察机关在协议未完全履行之前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审判机关在协议未完全履行之前做出判决,那么在加害人有能力却不履行协议的情况下,无法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这样,被害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刑事和解也变成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逃避处罚的“保护伞”,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
刑事和解一直伴随着争论,有人认为刑事和解为犯罪者提供了“花钱买刑”的机会。例如,杭州飙车案中,当事双方达成了高额民事赔偿协议,而肇事者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这种情况被指为“花钱买刑”的典型。
刑事和解可能导致司法机关滥用职权。在刑事案件中,人民检察院应依法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法院应秉公判决。然而,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司法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例如,检察院根据自己的规定,对满足和解要求的刑事案件不提起诉讼,这实际上是无形中扩大了自身的职权,规避了法院的职权。对于法院而言,他们可以依法对和解的案件从宽处罚,这进一步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将和解作为刑事案件的不起诉条件或从宽处罚条件,可能会为少数司法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创造条件,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不利于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