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医疗辩护词
点击数：10 更新时间：2024-03-21
在司法实践中，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范围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适用范围、程序转化以及立案的程序性事项。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范围，即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行为且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但是，除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外，是否应该将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犯罪人在审判期间或刑罚执行过程中因罹患精神病而成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等纳入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内？这里涉及到立法者严格限定强制医疗程序责任能力要件的基本意图：强制医疗程序的目的既在于对精神病人的关怀与保护，也在于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保障其他社会成员的安全。因此，应将强制医疗程序视为保护性约束措施，而不应将其视为精神病救治措施。因此，犯罪时精神正常但在审判或服刑时罹患精神病的人，并不影响其承担刑事责任，只能保外就医。同样，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虽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仍应承担刑事责任，也只能保外就医。1990年司法部、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对此作了专门规定，即“服刑期间患精神病的人可准予保外就医”。此外，强制医疗的费用由政府承担，但保外就医则原则上由犯罪人本人及家庭承担，盲目扩大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
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强制医疗程序的提起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由检察机关提出申请，二是由人民法院直接作出决定。公安机关没有直接提起申请的权利，但可以制作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的情况，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解释》对受理程序作了规定，仅在管辖错误的情况下，法院才可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否则将必然启动强制医疗程序。但如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则可能存在程序转化的问题，即将普通审理程序转化为强制医疗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程序转化主要包括如下四种情况：(1)法院在一审普通程序中发现被告人患有精神病。根据《解释》的规定，应对被告人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经鉴定，被告人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应决定适用强制医疗程序。此时，法院应当撤销原有的刑事案件立案，由立案庭以强制医疗为案由重新立案;(2)法院在简易程序中发现被告人患有精神病。对于这种情况，立法及司法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根据我的观点，这应属于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二百零九条和第二百一十五条所规定的“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应先转化为普通程序，再按上述情况(1)所列明的程序处理;(3)法院在二审程序中发现被告人患有精神病。根据《解释》的规定，这种情况可以按强制医疗程序处理，也可以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二审法院直接处理的情况，按照上述情况(1)所列明的程序处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情况，则原审人民法院应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重组合议庭，并按上述情况(1)所列明的程序处理;(4)法院在再审程序中发现被告人患有精神病。根据我的观点，按照立法原意，法院可以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直接参照上述情况(1)和(3)所列明的程序处理。此外，强制医疗在司法实践中还可能面临多次程序转化的复杂问题。根据《解释》的规定，“参照适用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的有关规定”。
无论是人民法院自主决定适用强制医疗程序，还是人民检察院申请人民法院启动强制医疗程序，都涉及到法院如何立案以及立案号、立案事由如何设置的技术问题。在第一种情况下，庭审法官应依法对被告进行精神病鉴定，并结合案情进行综合判断。如果确需适用强制医疗程序，则庭审法官应将案件上报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并根据审委会的决定先撤销之前普通刑事案件的立案，再以强制医疗为案由重新立案。在第二种情况下，法院仅审查管辖是否正确，材料是否齐全，并不对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可行性进行判断。在管辖正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法院应受理人民检察院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申请。
对于强制医疗程序立案的程序细则，司法解释未作具体规定。考虑到强制医疗程序是独立的特殊程序，应使用特殊的立案号，案由应为强制医疗，而不是不负刑事责任的案由。
根据《解释》的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是，被申请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请求不开庭审理，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除外。可以看出，强制医疗程序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不开庭审理为例外。但强制医疗程序的公开与否涉及到被强制医疗者的隐私权问题。对此，我认为，罹患精神病属于公民的隐私权，但可能对他人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患者不在此列，因为这种信息对于其他公民保护自身的人身安全极为重要，涉及到更为重要的法益，因此应对该隐私权予以限制。精神卫生法第四条也支持这一观点，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姓名、肖像、住址、工作单位、病历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予以保密；但是，依法履行职责需要公开的除外”。这里的“依法履行职责”包括强制医疗程序的庭审。
根据《解释》的规定，法院自行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时，“应当先由合议庭组成人员宣读对被告人的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说明被告人可能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后依次由公诉人和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发表意见。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和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可以进行辩论”。这一司法解释表面上形成了三方诉讼构造，但实际上不然，因为强制医疗程序是由法院自行启动的，检察机关既不是申请方，也与法院持不同观点(检察机关认为应当提起公诉)，所以在诉讼构造上只有两方：一方是可能被强制医疗的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和诉讼代理人，另一方是认为应当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法院。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法院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其二，公诉人的尴尬地位。司法实践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法院认为，案件符合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的强制医疗条件，应当对被申请人进行强制医疗决定；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和诉讼代理人认为，被申请人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但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强制医疗申请；公诉人认为，被申请人具有完全或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强制医疗申请，并退回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因此，《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第二款所设定的对抗庭审构造实际上是虚设的。因此，我认为，强制医疗程序作为特殊的刑事程序，可以考虑使用商谈式(圆桌会议式)的庭审构造，而不是传统的对抗式诉讼。法官、检察官以及被申请方在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的协助下围绕相关争点进行商谈，并最终由法官作出定论。
由于强制医疗程序是新设程序，许多法官对强制医疗决定书的格式和内容还存在疑虑。我认为，与普通判决书的格式和内容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格式上只有在称谓上作出变动，即将公诉机关改为申请人，被告改为被申请人；内容上主要是对法定要件的审查和说理。比较特殊的是法院直接决定强制医疗的情况，这里因为不存在申请人，所以只需明确写明被申请人即可。强制医疗决定书的主文是否应援引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我持肯定意见，因为免予刑事责任是决定强制医疗的前提，所以在判决时应当援引相关的法律依据。
关于强制医疗程序是否可以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作出规定。但我对此持肯定态度，可以区分两种情况：如果强制医疗程序是由“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并作出决定的”，那么法院除了作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书外，还应对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请求进行判决，并在程序结束后另行立案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对于检察官申请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情况，一些实务部门的同志认为应告知受害人另行启动民事赔偿诉讼，因为强制医疗程序并不解决被申请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所以也不应解决因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民事损害。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根据前述，检察官申请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时，法院仍应对刑事责任问题进行认定，适用严格的证明标准，强制医疗程序必然涉及对受害人伤亡情况以及暴力犯罪行为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有效提高诉讼效率，这也符合立法的初衷和刑事司法的一般原则。
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社会效果问题。被申请人或被告人虽然不负刑事责任，但受害人仍然受到暴力行为的严重侵害。基于对判决的社会效果的考虑，不应将被害人排除在庭审程序之外，否则将导致被害人通过其他救济途径继续纠缠于该案，浪费社会资源，引发不良社会反应。二是心理确信问题。虽然我们应相信法院是公正无私的，法院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无误的，但从我国发生的错案来看，司法权威并不总能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允许被害人参与强制医疗程序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被害人以及社会公众对该程序结果的信服。三是实质公正问题。对于公、检、法的工作人员而言，案件的处理只是他们的工作，与他们的实际利益并无直接关系。但对于被申请人或被告人以及被害人而言，这一程序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是最关心程序结果的人。当然，由于各自的利益驱使，在程序中他们具有较强的倾向性，但正是这种完全不同的倾向性之相互作用，才能最有力地保证案件真实情况的发现。从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被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以逃脱法律制裁。而对于被害人而言，他们不希望被申请人或被告人被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从报复的角度出发，普通被害人都会强烈要求被告人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如果被害人能够参与到强制医疗程序中，则能够较为有力地防止被申请人或被告人通过强制医疗程序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发生。四是证人证言的问题。被害人的陈述是强制医疗程序中的重要证据，对于综合判断被申请人的精神状况以及后续危害社会可能性等具有极强的证明力。因此，被害人作为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关键证人，必须切实参与诉讼，并履行作证的义务。五是申请复议权的问题。被害人切实参与强制医疗审理程序才能更有力地保障其申请复议权的实现。根据目前的规定，合议庭只能在庭外听取被害人的意见，无法保障被害人诉求的有力实现，很可能导致其盲目申请复议，一方面不利于其正确行使申请复议权，另一方面可能影响诉讼效率。
在司法实践中，强制医疗程序中的证明难题主要存在于“危害可能性”的证明、“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以及“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重新鉴定申请权”三个方面。
1. “危害可能性”的证明。在强制医疗程序启动前，法院必须对“危害可能性”进行初步判断。但是，“危害可能性”的初步判断和“危害可能性”的证明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在人民法院自主决定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情况下，虽然法院在启动程序前已经有了初步判断，但在决定适用后仍应组成合议庭按照强制医疗程序进行审理。仅在庭审中，合议庭才会对“危害可能性”的证明进行评估；而在人民检察院申请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情况下，法院在审前仅进行程序性问题(管辖和相关材料的审查)的判断，所以“危害可能性”的证明也集中在庭审阶段解决。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仅规定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但是对于“危害可能性”的证明并没有详细规定。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用了“专业鉴定”和“法官裁量”相结合的模式。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在启动强制医疗程序之前，需要进行司法鉴定。因此，在要求鉴定涉案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同时，法庭可以要求相关专业人员对涉案精神病人的危害可能性进行专业性说明，作为证明“危害可能性”的证据材料。在审理过程中，法官还应综合考虑被申请人的法庭言论、以往的类似行为、申请人所提供的其他证据等，以形成印证。然而，刑事法官对精神病症了解甚少，很难准确进行综合判断。因此，在强制医疗程序中，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修改后的刑诉法及相关解释并未规定强制医疗程序中可以邀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在强制医疗程序审理、评议时，法院可以考虑邀请有精神卫生方面专门知识的人向法官提供专业的咨询指导，以辅助法官作出公正合理的裁决。另一方面，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其他诉讼参与人通常也不了解精神卫生方面的专业知识，故在面对精神病鉴定意见时几乎很难具备质证能力。因此，在强制医疗审理程序中，法庭应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对所涉精神病鉴定意见进行进一步的厘清和说明，以提高判决的公信力。
修改后的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强制医疗程序中的重新鉴定问题并未具体规定。如果参照刑事诉讼法关于此问题的一般规定，则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理应有权申请重新鉴定。然而，在实践中存在一个问题：多数法官会否定重新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申请，但访谈中，89.9%的法官认为应当赋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起重新鉴定的权利。这可能也反映了实务人员在面临权利保障与诉讼效率之间的艰难抉择。依我见，鉴于司法精神病鉴定对于适用强制医疗程序有着重要的证明价值，法院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申请启动重新鉴定的诉讼权利，并审慎审查，避免因错误鉴定而导致错误判决。
对于强制医疗的执行机关，学界存在多种观点，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也未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似乎政府应当是强制医疗的执行机关。然而，在实践中，不少省市在精神卫生方面制定了关于强制医疗的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强制医疗责任。至2010年，全国的安康医院仅有24所，远远无法满足强制医疗工作的需要。现在，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强制医疗的执行机关应当全国统一规定。为了保障人民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得以切实执行，立法者必须确定一个具有执行力的执行机关。公安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其强制力不容置疑。但就精神病患者收容治疗的专业性而言，公安机关难以胜任被强制医疗者的救治与矫正。因此，实际执行强制医疗的机构应当为医疗机构，公安机关仅负责交付执行。对于承担强制医疗执行任务的医疗机构的选择，可以考虑已有的安康医院或者由政府认定具备资质的精神病院。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了强制医疗的解除程序，要求强制医疗机构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也享有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权利。对于定期诊断的频率，我国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可以参照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将定期诊断的频率设置为每年1次。此外，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也可以申请解除强制医疗。人民法院在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中，应当重新进行强制医疗程序。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对于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采取，需要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必要时，可以将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送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对于精神病人已没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解除约束后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解除保护性约束措施。公安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不需要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决定的建议。
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的申请复议权。复议申请应当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强制医疗的决定。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在一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复议决定可以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决定，也可以撤销原决定或者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复议机关无须开庭审理，复议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于强制医疗的监督主要包括对审理程序、决定、执行和解除的监督。人民检察院还受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并及时审查处理。人民检察院认为强制医疗决定或解除决定不当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在一个月内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