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追诉时效的起算

独立性与共同性的追诉时效计算

我国刑法对于共同犯罪诉讼时效的起算标准和期限没有明确规定，相关理论也鲜有探讨。针对这一问题，某学者认为，针对共同犯罪的特性，追诉时效期限的计算应同时考虑犯罪行为的独立性和共同性两个方面。就独立性而言，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追诉时效期限应按照其各自犯罪的原有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就共同性而言，各个共同犯罪人因为具体分工而完成的犯罪行为，并不因为行为完成时间的不同而导致追诉时效期限的起算不同。相反，应该从共同犯罪人中最后一个犯罪行为结束的日期开始计算。考虑到共同犯罪的整体社会危害性，某学者还提出共同犯罪追诉时效应适用于所有共同犯罪人。具体来说，如果共同犯罪人中有人的追诉时效期限已经完成，而其他人的追诉时效期限尚未结束，那么所有共同犯罪人的追诉时效期限都应视为未完成。这种观点充分考虑了共同犯罪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建议以共同犯中追诉时效期限最长者为准，具有合理性。因此，一般而言，应以主要犯罪行为的可罚性最强者的行为来确定共同犯罪追诉时效期限。正如澳门地区刑法典第111条第3款所述，对于共同犯罪追诉时效期限的起算标准，“如属从犯，必须以正犯所作之事实为准。”

共同犯罪追诉时效的延长和中断

我国目前尚未立法关于共同犯罪追诉时效中断的制度，但是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例中，大多数国家认为一个共同犯罪人的追诉时效期限中断状态，其效力也会影响其他共同犯罪人，即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追诉时效期限也会同时中断，并重新开始计算追诉时效期限。例如，罗马尼亚刑法典第123条第3款规定：“即使只与一个人有关，追诉时效中断对参与犯罪的所有共同犯罪同样有效。”意大利刑法典第161条规定：“时效之停止或中断，对于一切犯罪人均有效力。”然而，我不赞成上述处理方式，因为它与追诉时效中断制度的初衷相悖。因此，在今后的法律移植过程中，应该予以废弃。追诉时效中断的结果是重新开始计算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从而使得犯罪人受到追诉可能性时间的相对延长，因此对犯罪人的权益构成限制和剥夺。这种制度的存在只能基于犯罪人本人的主观恶性或人身危险性增加，或者至少没有减轻，从而导致立法上采取反击或限制措施。其立法初衷是防止犯罪人利用追诉时效制度逃避处罚并继续犯罪，以保证追诉时效制度的顺利实施并减少其负面影响，是一种修正制度。因此，对这一制度应该谨慎适用，遵循罪责自负的原则，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鉴于共同犯罪一般以主要犯罪行为的可罚性最强者来确定追诉时效期限，因此对于从犯而言，上述立法规定给他们套上了双重法律枷锁，显然不公平。例如，甲乙共同盗窃，甲是帮助犯，乙是实施犯。在犯罪中，甲只提供了一把老虎钳，作用很小。单独来看，甲的行为追诉时效期限为5年，乙的行为追诉时效期限为15年。然而，考虑到共同犯罪行为的整体性，根据上述确定共同犯罪追诉时效期限的方法，只要乙在15年内没有被逮捕，那么甲的追诉时效也被认为没有完成。在这个案例中，如果乙在14年后再次犯罪，根据追诉时效中断制度，其前罪的追诉时效将重新计算。不幸的是，根据上述立法规定的处理方式，甲的追诉时效也将重新计算，这意味着对于他在共同犯罪中提供一把老虎钳的帮助行为的追诉时效实际上将达到29年之久。即使甲在犯罪后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也无法幸免。追诉时效制度的目的是给予实际上无法受到刑罚的犯罪人一个足够长的期限，以促使其自我改造，并避免其无限期承担刑事责任，以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而追诉时效中断制度则是对于没有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悔过自新的犯罪人的一种惩罚措施，即相应延长其自我改造期限，保持对其行使追诉权的可能性时间。在上述案例中，乙的再次犯罪行为只反映了他个人的潜在人身危险性，与甲根本无关。因此，乙应独自承担前罪追诉时效中断的后果，而不应牵连无辜。否则，不仅违反了刑法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违背了追诉时效及其中断制度的立法初衷，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不应在我国立法中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