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毒干部庭上翻供,家属受贿翻供怎么定罪

【事件经过】

被一线办案人员形容为“五毒俱全”的深圳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蒋*玉，经广东省高院指定管辖，昨日在广州中院受审。

检方指控其犯受贿罪，涉嫌受贿财物共折合人民币3265.6767万元、港币4670万元。蒋*玉当庭只承认收了价值百万元的金条、保时捷小轿车等一小部分指控。目前该案尚待进一步审理。

昨日，身穿灰色圆领短袖衫、戴着黑框眼镜的蒋*玉被法警押入法庭。年近六旬的蒋*玉如今头发半白，走过座无虚席的旁听区时，他不时地向左右张望。

据广州市检察院指控，1996年至2014年，蒋*玉在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局龙岗分局局长、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水务局局长、龙岗区委书记、深圳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14个单位或个人承接工程、开发房地产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65.6767万元、港币4670万元。

其中有4宗指控受贿金额超过千万。最大的一笔指控是，蒋*玉为深圳市**区博雅教育机构董事长姚*造(另案处理)在深圳市龙岗区担任人大代表、开办国际学校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其贿送的港币60万元，并通过李*平多次受贿共人民币2000万元。但蒋*玉否认称学校赚不到2000万，不可能送那么多钱。

蒋*玉涉嫌受贿行为大多与“房”直接相关。2000年至2009年，蒋*玉为深圳市某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提供帮助，通过其家人“低价购房”收受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某“好处费”205.6767万元。蒋*玉之女蒋某丹的证词显示，她通过何某以4.5折低价购房。

据悉获悉，蒋*玉曾在有罪供述中供出了18宗受贿事实，总额超过人民币5400万元、港币1亿余元。但后来蒋*玉出现翻供，他声称因女儿被牵涉关了4个月，两个外孙没人照顾，所以他都认了。

纪检材料称，蒋*玉的女儿蒋某丹在父亲权力的光环下“受益匪浅”。蒋某丹出国留学、香港购物、外出旅游的费用均由企业老板提供，结婚时亦大肆收受企业老板奉上的金钱和保时捷跑车、金条、钻石首饰等贵重物品。

检方指控，蒋*玉为深圳市**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董事长卢某坚贿送的港币1100万元、价值人民币84.18万元的保时捷博斯特牌小型轿车。“车是收了，我承认，但没有收钱。”他当庭表示车不该收，而事后，李*平让老婆买了这车帮蒋*玉套现。

此外，蒋*玉承认收受了老板李*平部分贿赂，包括其女儿结婚时收了价值98万元金条。而对于指控其女儿另收了100多万用于学费，其女儿夫家的表妹结婚时收了40万元礼金，蒋*玉一概辩称不清楚。

据悉，为躲避组织调查，蒋*玉和妻子李某2013年协议离婚，但实际上仍同住一起。案发后，办案机关扣押了蒋*玉前妻、女儿的银行账户，及其女儿银行保险箱中的金条、翡翠吊坠、钻戒等，以及他们名下的9套房产。

【法律解读】

近亲属构成受贿共同犯罪的教唆犯。

近亲属作为受贿罪的教唆犯的情形，一般表现为近亲属开导、劝说、指使、甚至胁迫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的情况，在此种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初次受贿时一般开始并无受贿犯罪故意，其犯意往往是经其近亲属教唆、逼迫而产生，其后可能因形成心理定势、侥幸心理增强多次实施受贿犯罪行为。

近亲属作为教唆犯，根据其在受贿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认定属主犯还是从犯，如近亲属仅实施一般的开导、劝说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其近亲属的言语影响下实施了受贿犯罪行为，则近亲属一般认定为从犯;如近亲属采用指使、胁迫方式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受贿犯罪行为，在受贿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则应认定为主犯。

近亲属构成受贿共同犯罪的帮助犯。

近亲属作为受贿罪的帮助犯，一般表现为近亲属用各种方法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创造必要条件，如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积极进行谋划，或事先与国家工作人员商量，事后帮助其转移赃款赃物，对行贿人、知情人进行言语威胁，要求其保密等。对近亲属在受贿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一般认定为从犯予以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

近亲属构成受贿共同犯罪的实行犯。

对于近亲属能否构成受贿共同犯罪的实行犯，理论上存在一定争议，有观点认为，受贿罪作为身份犯构成的犯罪，没有特殊主体身份的人只能构成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或帮助犯，不可能构成实行犯。笔者认为，不具有特殊主体身份的近亲属也可以构成受贿共同犯罪的实行犯，因为受贿罪的实行行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财物”、“谋取利益”等若干实行行为共同构成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行为，虽然近亲属不能实施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但其可以以其特定关系人身份单独向请托人索取或收受贿赂，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假借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因此，近亲属可以在受贿共同犯罪中单独实施部分实行行为，从而构成受贿共同犯罪的实行犯。在作为实行犯时，应根据近亲属所实施实行行为的重要程度、具体情节确定其在受贿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