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怎么进行法律维权

网络谣言法律维权

应对措施

加强主流文化建设。网络谣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其本质是腐朽的、低级的、破坏性的文化，而不是健康的、大众的、良性的文化。有学者认为，谣言与语言同时诞生。从这个意义上看，谣言是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当主流文化比较占据优势的时候，谣言就会自生自灭;当主流文化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时，谣言就会泛滥。加强主流文化建设，要倡导政府诚信行政，诚信开展公共服务;要求政府官员说实话，说真话。用正气压倒邪气，用实实在在的言行粉碎一个个的谣言。时间长了，造谣者没有市场，谣言也就没人相信。另一方面，加强公民对网络的鉴别能力，理性看待，冷静分析，在传播途径中进行网络谣言的辨别和抵制。

提高政府公信力。及时发布政府及公共事务、突发事件信息，用正确的信息抵制谣言。当前，各地各部门在加强网站建设上动作很大，但是在维护网站上跟进不平衡。尤其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网络管理为平台，整合政府职能资源，形成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履行职能解决问题、及时回复问题的机制很不够。有的职能部门甚至对焦点问题、热点问题、敏感问题顺其自然，不处理不回复，漠视网民关怀，导致官方无声，谣言横流。因此，在政府大量公共管理事物、公务活动中，制度性的及时发布政务信息，及时回复网民问题，是防控谣言的重要手段。

完善公民网络行为法律制度。网络的虚拟性及相关法律创立的滞后性，刺激了一些网络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的侥幸心理。网络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穿上马甲，就如入无人之境，肆意制造谎言，混淆视听，误导网民，祸害网络。因此，在网络谣言被发展到网络“核武器”的时代，以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厘清言论自由与造谣中伤的界限、言论自由与侵犯他人隐私的界限、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法律责任的界限，完善法律对网络谣言民事、行政、刑事等配套的规范，非常必要，非常紧迫。

加强互联网技术应用管理创新。网络的虚拟性增加了网络谣言防控的难度，也是防控、治理网络谣言的瓶颈所在。互联网技术领域要加快开发创新力度，建立网络谣言监测形成机制、筛选确认制度、破坏评估制度、整合相关职能机构调查处理制度、处理后反馈制度，形成及时发现网络谣言、及时处置网络谣言、及时辟谣机制，对网络谣言内容本身及时正本清源，对网络谣言的发布者、传播者的处理及时公布于众，接受社会监督。要加强对网站的管理创新，完善网站行业自律制度，提高网站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提高网站识别、管理、惩戒网络谣言的能力和水平，在网民中开展诚信发言、抵制谣言等互动活动。

深入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在社会转轨时期，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全面提升公民素养，强化公民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自律意识，尤为重要。净化官风、淳朴民风，从我做起，人人自律，才能从根本上抵制、防控网络谣言的泛滥。

为提升公众辨别谣言的能力，国家食药监总局2016年发布了500多条科普知识和辟谣信息，并且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开通专栏，定期回应消费者提问。

钟凯认为，仅仅把重心放在辟谣上还不够，比如黄瓜打药、西瓜打药，有关专家不知辟谣了多少次，最近又变成葡萄打药，谣言总会变着花样重来，“只有不断提升全社会对食品监管体系的信任度，谣言才会没市场。”

中国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耘认为，谣言的背后是“信息真空”，这主要是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而滋生出一种不信任感。当前，消费者对食品行业整体质量状况的担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信息真空”，“政府部门既要畅通科普渠道，让真相‘跑’在前面;更要加强监管，重筑食品安全的公信力。”

治理措施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们的信息沟通交流提供了广阔空间。但与此同时，许多无中生有、肆意恶搞的网络谣言亦频频出现，不仅严重污染了网络环境，扰乱了公共秩序，也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声誉。对于网民而言，如果不慎成为网络谣言的受众，就会逐渐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和辨别力，长此以往，就会对这种网络情境产生依赖。

因此，治理网络谣言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应坚持标本兼治。首先，这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对网络谣言的性质、责任认定、损害赔偿以及管理的主体、程序、监督等都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定。其次，要靠广大网民守法自律，文明上网，不信谣，不传谣。对受到网络谣言蒙蔽的人来说，相关部门应善于在第一时间积极回应，披露真相，曝晒“造谣者”的用心，让其臭名远扬。再次，对网站而言，应加强自律、严把关口，强化信息发布管理，不给网络谣言提供传播渠道。同时，网上治谣要想真正取得长效，更要依法管理，追究造谣者责任，鼓励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言以蔽之，要彻底铲除网络谣言滋生的土壤，不仅有赖于法律的约束力和震慑力，更有赖于社会透明度的增强和广大网民素养的提升。

涉及罪名

网络谣言“四宗罪”待法律解释

专家认为打击网络犯罪需“有法可依”，提醒防止相应罪名被滥用

公安部门集中公布的5起典型网络谣言案件，主要涉及4个罪名：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诽谤罪和非法经营罪。这些罪名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被确定，在现实生活中被经常提及，如今被用在网络中，也引发网络空间是否适用现实空间、网络是否公共场所等相应讨论。

专家认为，在打击网络谣言、诽谤等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可以考虑出台司法解释弥补这些空白，使网络犯罪的打击有法可依。

网上造谣是否是“寻衅滋事”

这个罪名的前身是流氓罪，流氓罪是个公认的“口袋罪”。

按照1979年的刑法规定，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破坏公共秩序以及其他情节恶劣的行为，都可以定流氓罪。学界认为，这个罪名的量刑幅度过宽，定罪的随意性很大。

1997年刑法大修，流氓罪被分解为多个罪名，其中一个就是寻衅滋事罪。这个罪名主要针对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场合无故挑衅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

有很多学者认为，寻衅滋事罪，依然是个“口袋罪”，很多行为都可以被“装进去”。

当寻衅滋事罪被用在网络上，一些争议随之而来：网络是不是公共场所，在网上造谣，算不算寻衅滋事。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认为，网络只是传播工具，网上发言不构成寻衅滋事。

洪道德也认为，如果将网上造谣的行为定为寻衅滋事罪，还要明确衡量标准，要防范个别地方滥用这一规定，乱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