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因车祸导致性功能障碍——妻子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点击数：23 更新时间：2023-09-12
2001年4月，江苏省南京市某环境卫生管理所的汽车驾驶员徐某在工作时间倒车时，不慎撞伤了正在卡车后面帮助关车门的张某。经医院诊断，张某被诊断为左骨盆骨折和尿道损伤，同时法医鉴定结果显示，由于外伤导致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张某的妻子王女士认为，丈夫因车祸丧失性功能，对她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并将面临漫长而不完整的夫妻生活。因此，夫妻二人一起起诉环境卫生管理所，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5,2700元，其中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受侵害人张某可以要求因健康权遭受侵害而获得适当的精神损害赔偿。然而，对于其配偶王女士因此受到的精神伤害，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是否支持，这引发了争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案例涉及到第三人对夫妻生育权造成侵害，其中出现了“配偶权”和“生育权”等词语。这反映了我国社会法治程度的提高和公民对自己人身权利的法律认知度的深化。因此，法律有必要对一般侵权行为和干扰婚姻关系的侵权行为进行区别对待。
根据《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二次）的规定，干扰家庭关系侵权案件可以分为直接干扰婚姻关系、间接干扰婚姻关系、直接干扰父母子女关系和间接干扰父母子女关系四种。直接干扰婚姻关系的侵权案件包括离间夫妻感情、导致夫妻一方与他方分居或拒绝回复共同生活、与夫妻一方有犯罪的性交往行为等。间接干扰婚姻关系的侵权案件指的是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受伤害并导致性能力丧失，被告必须对此负责。对于受害人的配偶来说，他们因此遭受了社会地位的丧失和无法提供配偶服务，包括性交能力的损害，被告也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被告的责任范围包括受害人的健康损害以及受害人配偶的婚姻关系损害。
在处理干扰婚姻关系侵权案件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该行为必须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或违法。尽管婚姻法对第三人的侵害没有明确规定，但由于婚姻关系的特殊身份，公序良俗的约束应视为影响行为效力的因素之一。例如，如果男甲与女乙有合法婚姻关系，但男甲与女丙非法同居，期间男甲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价值6万元的财产赠予女丙。男甲去世后，女丙以遗嘱为依据起诉要求女乙交付男甲赠予的财产。法院在考虑遗嘱的有效性时，会考虑公序良俗的因素。
其次，该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干扰婚姻关系的侵权行为可以导致两种损害后果：一是损害配偶的人身权利，包括配偶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人格权和身份权，如贞操权、同居权、生育权等；二是损害配偶的财产权，包括夫妻财产共有权、夫妻平等处理财产权和相互继承权等。例如，购买房产、支付日常生活费等。
最后，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
在干扰婚姻关系侵权案件中，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进行赔偿：
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对于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行为，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等费用；对于造成死亡的行为，还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精神损害赔偿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当权利主体因其正当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要求侵害人进行赔偿。根据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的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其他人格利益的行为，被侵害人可以以侵权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精神损害包括生理上的损害，即被侵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身体各部分的损害，以及相关权利人因自身利益受损而遭受的精神损失，如王女士因性利益受损而遭受的精神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