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7 更新时间:2024-08-26
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的有效约定应当优先于法律的任意性条款的适用。如果当事人在契约中已经对应当承担的附随义务进行有效约定,那么,这一约定不能被忽略,应当被视为无疑义。另一方面,尽管附随义务以诚信原则为基础,但是现行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了附随义务,在分析或裁判案件时,应优先适用这些规定,而不宜再以作为上位原则的诚实信用为依据。其理由有二:第一,诚信原则属于不确定条款,在适用上不如法律的具体规定方便和易于把握;第二,根据法解释学上的禁止“逃向一般条款”的要求,即“在适用法律具体规定与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均可获得同一结果时,应适用该具体规定,而不得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于,“当出现立法当时未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法院可依诚实信用原则行使公平裁量权,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诚信原则同样是附随义务的法律基础。随着诚信原则具体化的进程,甚至有学者认为“诚信之要求实际上只有在确定附随义务的范围时才派得上用场”。
法官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应以社会通念为依据。在契约法领域,交易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社会的“通念”,因此在确定契约当事人的附随义务时,交易习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诚实信用原则属于一般条款,其内涵的模糊性与外延的不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
此时,借助于体现诚信原则的某些较具稳定性与明确性的规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困难。交易习惯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化,是实现诚实信用价值的工具,因此,在确定个案当事人的附随义务时,如有交易习惯,可以参考。我国《合同法》第62条第2款则明确表态。当然,应当注意,交易习惯仅是“诚信原则的因素之一”,“然非惟一标准”,所以,交易习惯并不能取代诚信原则,诚信原则仍然可以发挥其“万能”的补充作用,为法官提供价值判断的依据。
“任何义务包括附随义务均是有一定‘度’的限制,超越‘度’的限制,即意味着加重当事人的责任”,“法官在要求当事人承担相应附随义务时,必须注意‘度’的把握”。契约法中的附随义务是对传统理论上当事人义务来源的一种突破。这种突破的基本原因在于契约关系乃一种特殊结合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建立,便使当事人由非特定关系的当事人变成特定关系的当事人,并彼此信任,相互协作,共同实现彼此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这种扩张契约义务的法律技术应当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理由是,契约当事人间的特殊结合关系并不是其关系的全部,契约当事人之间还存在其他关系,这与一般人之间的关系并无二致。例如,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或人身利益,不仅存在于契约当事人之间,而且对于任何人都适用。换言之,即使没有承认当事人的附随义务,受害人仍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救济。例如,在饲料买卖合同中,如果出卖人未尽说明义务,导致买方在使用进口饲料时遇到问题,买方可以主张出卖人违反了附随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