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金融借款担保纠纷不宜适用“先刑后民”
点击数：25 更新时间：2022-01-19
2011年6月，被告人饶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背负巨额债务无力偿还的真相，以支付高额利息为诱饵，骗取来某、吴某等人以其名下房产作抵押，并与某银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贷款1300万元。被告人饶某还虚构了贷款用途，以其实际控制的某煤炭公司的名义办理了抵押登记。然而，某煤炭公司除支付某银行利息56万元，以及支付受害人来某利息26万元和吴某利息25万元外，所欠某银行的本金未还。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饶某的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依法判处其无期徒刑。刑事判决生效后，某银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某煤炭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300万元及未付利息，并要求享有担保人来某、吴某提供的抵押物在其各自担保的主债权范围内的优先受偿权。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案件事实已被认定为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对民事部分如何处理。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当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时发现有经济犯罪嫌疑时，应裁定驳回起诉，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因此，根据此观点，法院应驳回某银行的起诉。
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如果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因此，根据此观点，应认定金融借款合同无效，某银行不再享有担保人来某、吴某提供的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并且担保人应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的三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刑事案件的处理并不影响民事案件中对合同效力的认定。某银行并无与饶某串通骗取担保人来某、吴某为某煤炭公司担保的恶意或重大过失。担保人提供担保是为了获取资金收益，对某煤炭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给自己带来的法律风险是明知的。因此，根据此观点，借款合同和抵押担保合同应当认定有效，某银行应享有担保人来某、吴某提供的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
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传统的审判思路一直坚持“刑事优先、先刑后民”的理念，但现代法治理念对此提出了质疑。这种“先刑后民”的做法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及时通过民事诉讼得到救济。在本案中，担保人来某、吴某为了获取高额利息而提供抵押担保，并从饶某处获得了收益。如果法院驳回某银行的起诉，担保人将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而某银行无法通过行使抵押权获得司法救济，这显然不合理。目前，担保人为了规避担保责任，经常以债务人或实际控制人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向公安部门报案。这种现象暴露了“先刑后民”做法的弊端。
行为人涉刑并不能否定合同的效力。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在立法价值和功能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民事法律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评价合同的效力，并根据立法精神维护交易安全和诚信市场体系。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无效的界定应该更加严格。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贷款人与借款人存在恶意串通或损害相关权利人利益的行为，才能确定主合同无效，担保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对于恶意串通的认定，考虑到金融机构从事贷款业务的专业性，可以对其课以较高的评价标准，以防止金融机构滥用其签约的强势地位损害担保人或其他利益关联人的合法权益，并督促其谨慎审查贷款申请资料。
从可撤销合同的角度解决涉刑的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的效力，符合合同法的立法本意。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时，合同相对人有权撤销合同。债务人在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金融机构通常要求提供证明经济实力的申请资料。然而，提供贷款申请资料并不是金融借款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即使债务人为了获得贷款可能提供虚假的证明资料，这只是金融机构评估其是否存在欺诈恶意的主观要件。因此，根据合同法，金融机构作为合同相对人，应根据自身利益主张合同的有效性，而不是驳回起诉或认定合同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