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1 更新时间:2024-10-28
对于一般的离婚案件,当事人经济能力不高且财产争议额度不大,律师一般不建议委托他人代为取证。这是因为请人调查取证工作量大,周期相对较长,且工作危险性和风险性也存在,导致委托调查的开销较高。如果使用受委托人相对较多或价值相对较大的调查器材,如多辆汽车,花费更高。因此,律师应建议客户,只有在家庭共同财产较高、对方有过错证据对财产分割影响较大,或财产证据线索较为重要的情况下,可以请人代为调查取证。而对于一般家庭中的婚外情以及财产情况,没有必要聘请调查。
根据法律赋予当事人“谁主张、谁举证”的权利义务,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代为收集调查取证。被委托人只要采用合法手段、使用合法器械取得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就是有效证据,只是其证明力大小有待法官认定。因此,对于一些有必要的案件,委托“私人侦探”进行调查取证是一种争取最大权益的手段。
在离婚案件中,以收集证据为目的的跟踪不应被认为是违法行为。跟踪的目的在于了解和掌握被跟踪人的生活规律、作息去向,通过其工作、生活中的情节来判断和取得其是否存在过错的证据。跟踪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瞄准对象、实施跟踪和总结归纳。委托人可以通过被调查人的照片、录像或其他资料锁定被调查对象,并观察其生活、工作场景,发现有无异常。这一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可以取得有效证据。
若发现可能存在暧昧关系人员、同居或幽会的场所,或者被调查人与其他异性存在亲昵动作的举动,可以使用摄像机或照相机拍摄作为初步证据材料。
胶带为介质的录音材料不容易被改动,因此,只要录音手段和录音器材合法,证据效力较高。对于以数码器材如MP3、录音笔等数码设备录制的录音材料,虽然复制和编辑的可能性较大,但仍然可以作为证据提交。如果使用市场上有售的音像器材,而不是限制使用或禁止使用的音像器材,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具备关联性,就有证据效力。
我国法律没有将“通奸”行为列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也不是法定判离的情形。然而,在离婚案件中,由于第三者原因导致离婚的案件,无过错方往往无法掌握过错方的确凿证据。但是,律师仍然建议当事人取得这方面的证据,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法院在处理案件时要照顾无过错方的利益。此外,当事人也可能希望通过取证来达到心理平衡。因此,尽管取得另一方有不正当性行为的证据不能必然得到精神赔偿,但律师仍然建议当事人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取得这方面的证据。
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作为证据的使用在离婚案件中相当普遍。对于手机短信,虽然法院对其效力认定尚无统一意见,但手机短信具有真实性、客观性、不易修改性和闪存的封闭性特点,使其具备一定的证明力。对于电子邮件,根据《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经过公证取得的电子邮件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根据《电子签名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电子数据作为证据被广泛地利用。
对于当事人而言,如果想将电子邮件作为证据提交法院,最好采用公证的方式,将电子邮件打开及打印内容的过程全程公证,将公证书提交法院。或将载有电子由软盘交到法院,由法院主持双方在场打开邮件并打印内容。
目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电子邮件作为证据使用审判实践,公安部门对邮件的源文件是否经过修改也可以进行鉴定。
电子邮件经公证后,虽然证明效力较高,被法院采信的可能性很大,但由此引发的另一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即公证处是否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目前,该案还在审理之中。许多公证事项,越来越多地牵扯到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隐私,而关于隐私公证也一直存有争议。
《民通意见》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行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上述规定并未将隐私权与隐私分开,认为只要侵犯了隐私,就有权提起侵权诉讼。而在《侵权责任法》第2条明确规定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益受到保护。
若对当事人自身的隐私信息进行公证,公证机构可以为其办理公证,但需保守秘密;但若当事人的申请涉及利害关系人的隐私,公证处是否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则存有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公证人员的保全行为不具备违法性,不存在过错。另一方面,公证机构的保全行为与利害关系人的损害后果都应受到保护。在本案中,第三人通过绑定原告邮箱的方式刺探原告的隐私,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未尽审查义务,便进人邮箱查看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在笔者看来,在原告不知道的情况下,第三者以绑定的方式知悉原告与小三的隐私,此处主要涉及的是配偶的“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问题,而公证处的公证行为是否侵犯原告的隐私权,主要应从侵权的四要件构成来判断。
传真件有两份原件,即发件人和收件人手中的文件。根据电信部门的记录,很容易核实在特定的时间点,当事人双方是否发生过传真往来行为。一旦证实发送过传真,必然会存在发件文件和收件的文件两份文件。当事人双方都有义务向法院举出自己手中的文件。在特定时间收取的两份文件修改之处便一目了然。如果传真件的内容均为手写,且笔迹较清晰,一般可以鉴定出是否经过修改。如果笔迹模糊或基本为打印字体,鉴定难度将会大大增加。
实践中,有些学者认为,传真件并非证据原件。传真件的效力不能与原件同等对待。在认定传真件的证据效力时应当考虑:(1)传真件是否传真人所发出,是首先要认定问题,要根据接、发传真的号码、时间以及登记的电话号码加以认定其真实性:对于重大问题,因时间紧迫,需要通过传真及时变更或者处理的,应当保证在发出传真的同时也要将传真件的原件寄发给接收人,以示证据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如果接收人未经审核或者在履行过程中传真者未将原件寄发给接受者的,接受者有责任和义务要求传真者履行应尽的证据保全义务。(3)合同签订履行和变更事宜通过一系列传真和其他书面证据能够证明其连续性的,特别是双方互有传真往来彼此是相互衔接的,足以认定传真件的真实性并具有证据效力。(4)应当注意唯一的传真件作为孤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有其他的直接证据或者间接证据链加以佐证,方能作为证据使用。
根据《婚姻法》第43条的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因此,若当事人正在被实施家庭暴力,应当报警求救,公安机关出警是义务,否则,是违法不作为。
1.治疗单据
2.CT医疗报告
3.影像报告
4.门诊病历
5.出院记录
6.急诊记录
在很多人的思想里,“偷拍偷录”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主要源于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中指出,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制的谈话录音资料,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要以举证目的录音、录像,要征得被录者同意才行。可实际上,被录者往往是将来的对方当事人,除非傻子,人家才同意你录音录像。但这一境况随着2002年4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并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而发生了质的转变。这个规定对上述《批复》作了较大程度的修改,它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对“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评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证据收集是否合法,限制在是否侵犯了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上。只要不违法,自己拍摄和录制的影音资料,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且有证明力的。
证人证言一般应由证人到庭质证。若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比如证人在国外),应书面向法院申请证人不出庭作证,其相关证言可由所在地进行公证,或证人到法院由法院做笔录记录在案。若证人在国外,可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对该证言书面文件进行公证和认证。若证人持中国护照,只需认证即可。
随着现代生活来越来快压力越来越大,不仅仅影响到人的心性,也在不同层面冲击着每个人的婚姻观念。基于夫妻间特殊的身份关系,共同处在同一生活环境之中,双方的隐私也大量曝光于对方眼中。因此,夫妻双方要求拥有个人私密空间的呼吁声也越来越高。但与此同时,一方又更期望能知悉对方的一切信息,甚至想控制对方的想法与行动。因此,夫妻之间是否可以跟踪对方与异性交往?夫妻之间是否可以随意查看对方的手机、邮箱以及其他文件?夫妻之间是否可以偷听对方的电话。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导致了配偶间的“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有忠实的义务,不允许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重婚、婚外情等不符合公序良俗的行力。因此,该种情况下应优先保护夫妻一方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