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案件诉讼费收费标准及解析
点击数：14 更新时间：2024-12-25
原告梁某生，男，1995年3月23日出生，天某市石化炼油厂工人。
原告梁某建，男，1963年7月1日出生，天某市和平区粮食局劝业场粮油管理站工人。
原告梁某华，女，1961年10月4日出生，天某市创业针织厂工人。
原告梁某萍，女，1971年7月13日出生，天某市色织十二厂工人。
原告梁某贞，男，1947年4月16日出生，河南省南乐县农民。
被告天某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红桥支队西站大队(以下简称西站大队)。
法定代表人穆某军，教导员。
1997年2月11日下午2时许，梁某生、梁某建、梁某华、梁某萍之父梁某友，在散步途中被方继刚驾驶的二轮摩托车撞倒。他们被送往天某市第二中心医院治疗，并于下午6时50分出院。晚8时许，梁某友和方继刚称已自行协商完毕，方继刚给付梁某友人民币2000元作为赔偿，并在西站大队处办理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结案。然而，梁某友失踪，于1997年2月15日死亡。1999年2月10日，梁某生等五人向西站大队递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但被告西站大队于1999年4月23日作出不予确认违法通知书，认为调解结案与梁某友失踪和死亡无直接因果联系。梁某生等五人不服被告作出的不予确认违法通知书，向天某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天某市红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具有道路交通管理的法定职权，所作的不予确认违法通知，有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及相关证据证实，证据充分，调解结案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依法行使职权处理交通事故，与梁某友的失踪和死亡结果之间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故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应当指出被告工作人员既然知道梁某友在医院接受治疗，就应当问清病情，查看病历，再作处理，以避免轻信肇事司机偏面之言，工作中虽有不当之处，但未构成调解交通事故的行为违法。原告所诉要求确认被告行为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三款，参照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作出判决如下：
一、被告调解处理交通事故行为合法，所做的不予确认决定正确。
二、驳回原告梁某生等五人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梁某生等五人不服向天某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天某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西站大队具有道路交通管理的法定职责，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西站大队作出的调解书，及不予确认违法通知书，证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梁某生等五人要求确认其行为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一)项之规定，该院于2000年3月23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理行政赔偿案件，首先解决的是具体行政行为或职务行为违法是否得到确认。只有违法行为得以确认才能产生赔偿问题。涉及具体赔偿时，还要考虑是不是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违法的职务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害结果。否则，即使违法没有造成直接人身侵害和财产损害也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这是国家赔偿法的限制赔偿原则决定的。本案审理中，针对被诉行政机关处理交通事故调解行为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及交通民警在调解中行使职务时，是否对梁某生之父造成侵害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处理交通事故交通民警的调解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查明事实进行调解，本案应确认被告调解行为违法，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调解是居中协调解决，被调解双方有权决定自己是否同意调解意见，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在相关的法规中，没有规定具体的调解程序，所以不能认定调解行为违法。另外，交通民警在处理事故中，虽有失职之处，但不构成职务违法侵权，不能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法院判决采纳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