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刑事辩护制度的困境

刑事辩护领域迎来新的改革和挑战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这标志着刑事辩护领域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改革。同时，证据新规的实施也对刑辩律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量刑建议引发争议

量刑指导意见的最大亮点是引入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过去，律师在量刑辩护中往往缺乏具体的目标，现在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可以为律师提供一个具体的参考。然而，一些人对量刑指导意见的实际影响持有不同意见。一些地区的抗诉和上诉率并没有明显变化，而审判效率下降，庭审时间延长。

此外，量刑程序的规定模糊，对于律师辩护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对于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来说，在法庭定罪后缺乏一个衔接的时间。现在的程序设计使得刑辩律师有所被动。最高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过于简单，缺乏相配套的案例指导制度，律师的主动性不大。

证据新规落实困难

证据新规被认为是刑辩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然而，实施证据新规也面临着困难。两个证据规定不能说尽善尽美，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贯彻实施。律师在代理涉黑案件时遇到了困难，法庭仅凭公诉方的情况说明就排除了律师提出的刑讯逼供问题。

两个证据规定并未能妥善解决问题。现阶段我国并没有颁布专门的证据法，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和其他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因此，这两个证据规定仍然难以落到实处。

刑辩律师在与公检法角力中面临着先天不足，无法与控方形成力量均衡的博弈。律师法在很多中央文件中事实上是零地位，强调的是加强对律师的管理与限制，防止律师队伍的西化。律师需要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不能依赖于天吃饭或领导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