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8 更新时间:2024-01-23
被告人邸某是本案的被告人之一,他是根据其近亲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同意,由某律师事务所担任其辩护人。在庭审之前,本辩护人认真阅读了任丘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查阅了相关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并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调查。在法庭审理阶段,本辩护人还听取了各被告人的陈述,参加了法庭调查,对本案有所了解。
被告人邸某和其他七位被告人都是七间房乡大树刘庄的村民,且都是文盲。八名农村妇女夺枪的情况相当罕见,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么,为什么八名妇女要夺枪呢?这里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因素:
1. 在大树刘庄曾发生过几起持枪抢劫案,特别是在八名妇女夺枪之前,即九七年春节前夕,持枪歹徒抢劫了被告人邸某的小叔子王凤洲。这起抢劫震惊了全村,村民们都感到害怕,变得更加警惕。这是一个因素。
2. 八名妇女与人民警察之间发生了误会。1997年5月15日晚上7时30分左右,一辆牌照为京A·F4352的汽车停在了白洋淀的大堤上,几名陌生人从车上下来,他们身着便衣,先是打听被告人李小仙的住址,然后让李小仙上大堤。当李小仙让他们下来时,由于双方嗓音很大,引来了不少村民。来人没有出示证件,也未说明来意。双方发生口角之后,干警史小黑的配枪无意间暴露了出来,从而引发了八名妇女夺枪的事件。为什么说八名妇女与干警发生了误会呢?原因如下:
首先,在大树刘庄曾发生过持枪抢劫的事件;
其次,任丘市七间房乡派出所的公安干警为何使用北京牌照的汽车?这无疑给村民们造成了错觉,产生了怀疑;
再次,村民与公安干警不相识,干警们又身着便衣并且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说明来意,村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警察呢?
基于以上原因,发生误会是不可避免的。
3. 被告人邸某当天正在家中干家务,听到外面争吵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她出来时,有人喊“他要掏枪打人,快夺他的枪。”由于在春节前夕,她的小叔子曾被持枪歹徒抢劫过,因此被告人邸某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目的是防止持枪人伤害他人。然而,她两次冲上去都被挤了出来。根据她的说法:“我只是往前挤了挤,第一次上去还被挤出来了,我休息了一会儿,又上前挤,就听见有人说枪夺过来了。”可以说,被告人在夺枪过程中只是出于“帮忙”的目的。夺枪后,她立即回家继续干自己的家务。
4. 在八名妇女夺枪过程中,场面上的王郎和王国平立即打电话报警,这也证明了这次夺枪是一场误会。
5. 夺枪后,村干部到场,当他们说持枪人是警察时,被告人等没有反抗,随即将枪支交给了村干部,请他们转交给公安干警。
以上就是本案的事实。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公安干警在执行职务时,应当出示证件。然而,本案的公安干警并未出示证件,八名妇女在弄不清来人身份的情况下夺了干警的枪,得知真相后立即将枪交还,她们的本意并非故意占为己有。实际上,这完全是一场误会,也就是之前辩护人所说的,八名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假想防卫。
我国刑法规定的抢夺枪支罪是指故意抢夺他人配制的枪支。主观要件是故意,那么什么是故意呢?刑法学上的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社会危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犯罪的故意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社会危害的结果;
2. 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抱有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也就是说,行为人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达到这一危害结果。任何故意犯罪都必须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认定为故意犯罪。
从本案的情况来看,本辩护人无法确定被告席上的八名妇女夺枪的目的是什么。从庭审来看,她们想占为己有吗?显然不是。既然她们不想占为己有,那么她们为什么要夺枪呢?包括被告人邸某在内的八名妇女夺枪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持枪人伤害他人,她们的主观上不存在恶意,而是一种假想的防卫。她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社会危害的结果。因此,本辩护人认为,由于缺乏主观要件,被告人邸某等八名妇女不构成抢夺枪支罪。特别是被告人邸某,她在夺枪过程中只是出于“帮忙”的目的,之后便回家了,更不能认定她犯了抢夺枪支罪。
本案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当天上午的征税过程中,税收管理人员的蛮横态度激起了村民们的愤怒,引发了一场纠纷。晚上公安干警来村里调查时,村民们不了解他们的真实身份,发生了误会。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都能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正是因为干警不依法办事,没有着装,没有出示证件,误导了群众,将无辜的八名妇女推上了被告席,这与法律何在?
我们的工作人员应该意识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是人民群众给予的。我们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我相信,只要我们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人民群众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工作。
以上就是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审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