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2 更新时间:2024-07-20
在进行法医鉴定之前,法医师需要对病人、治疗医生和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和了解,查看门诊病历、住院病历等资料,进行法医学检查。只有当法医师掌握了充分的材料,才能作出准确的法医鉴定。然而,有时由于各种原因,法医鉴定所依据的材料可能是虚假或不真实的,导致错误的鉴定结果。有时法医师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在没有提取充分材料的情况下,基于推测作出法医鉴定。因此,在审查法医鉴定时,我们必须认真检查是否有相应的鉴定材料。
以陈某某故意伤害案为例,公安机关移送的卷宗中只有法医鉴定,没有附带相应的鉴定材料。法医鉴定中的法医学检查部分记载了“自诉和向治疗的医生了解,伤后曾出现晕厥状态”,根据《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法医师作出了重伤的鉴定结论。然而,被害人在受伤后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抢救,门诊病历记载的状况并不能作为重伤鉴定的重要依据。承办人调取了门诊病历,记载了被害人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呼吸急促等症状,但被害人的血压并没有下降到休克的程度,只是下降了。这些症状只是休克前期的表现。承办人将提取的材料交给法医师后,法医师根据《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四十九条作出了轻伤鉴定。
法医鉴定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之一,需要与其他证据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体系,才能成为公诉人指控犯罪的有力武器。如果法医鉴定与其他证据相互矛盾,就必须对其进行认真审查,合理排除矛盾。以王某、赵某聚众斗殴案为例,被告人始终否认动手打对方,但有两名目击证人指证王某、赵某使用铁榔头殴打被害人。所有参与斗殴的人中,只有王某和赵某持有铁榔头,其他人持有菜刀。承办人审查法医鉴定时发现,法医师的鉴定结果表明“全身多处刀砍伤引起失血性休克,属重伤”。根据这种鉴定结果,排除了王某、赵某参与斗殴的可能性,即使参与了,也与被害人重伤的后果没有必然联系。承办人调取了被害人的病历,记载了全身多处刀砍伤口、钝器砸裂伤和骨折等情况。根据病历记载,这些伤是由铁榔头这样的钝器导致,并且是引起被害人失血性休克的重要原因。因此,承办人提请重新进行法医鉴定,以避免在公诉时陷入被动局面。
我国对人体损伤程度的鉴定标准是《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在刑事案件中,对轻重伤的法医鉴定必须严格按照这些标准进行。审查起诉阶段的承办人在提起公诉前,必须仔细查阅鉴定标准,看法医师的鉴定结论是否符合标准。以张某故意伤害案为例,被害人面部损伤留下了明显的条状疤痕,但根据《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第十六条的规定,只有单条长于5厘米、两条累计长度长于8厘米或三条以上累计总长度长于10厘米的情况才能被认定为重伤。被害人的四条疤痕总长度为9.5厘米,不符合重伤的标准,只能被认定为轻伤。承办人提出后,法医师重新进行了鉴定。
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除了内容合法外,形式也必须合法。在审查证据时,很多人只关注证据所能证实的内容,而忽视了对形式要件的审查。特别是侦查部门,在提取和制作证据时,对一些必须履行的程序没有引起重视,导致证据在形式要件上存在欠缺,影响了证据的有效性。因此,审查起诉阶段的人员应该重视对证据形式要件的审查。对于法医鉴定的形式要件审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审查鉴定人是否签名。法医鉴定通常以固定格式打印,但在尾部必须有鉴定人的亲笔签名。如果只有打印的鉴定人姓名或单位印章,需要要求鉴定人补签名。二是审查委托鉴定人是否合法。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法医鉴定的委托人只能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及其委托人只有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如果法医鉴定的委托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及其委托人或由侦查人员以个人名义委托的,不能作为公诉方的证据。三是审查侦查机关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侦查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并允许他们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如果侦查机关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将影响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因此,审查起诉阶段的人员发现侦查机关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应及时告知。
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审查:一是审查鉴定人是否获得法医鉴定资格证书。法医鉴定的鉴定人必须具备专门技术知识和实际检案经验,并获得鉴定人资格。鉴定人的资格是由省级以上司法机关审核批准,并颁发相应的鉴定资格证书确认的。如果法医鉴定是由没有获得鉴定资格证书的人(如法医师的助手或其他不具备法医师资格的医生)作出的,就没有相应的证据效力。二是审查鉴定人是否有应当回避的情形。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鉴定人在本案中应当回避的情形包括:是本案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本人或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担任过本案的证人、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鉴定;在鉴定时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或接受请客送礼。如果鉴定人具有上述应当回避的情形之一,就丧失了对本案的鉴定资格,其所作的鉴定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聘请其他具备鉴定资格的人重新进行法医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