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的取得、期限和限制
点击数：14 更新时间：2023-10-30
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法律要求，著作权的取得和产生条件各不相同。就条件的性质而言，可以分为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两种。
实质条件是指法律对作品的要求，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标准。一种标准是只要特定的思想或情感被赋予一定的文学艺术形式，无论是作品的全部还是其中的局部，都可以被认为是受保护的作品。另一种标准是除了具备作为作品的一般条件外，还要求这种形式通过物质载体被固定下来，才可以获得著作权法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采用第一种标准，口述作品等均可以成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
形式条件是指作品完成之后，是不附加其他条件就享有著作权，还是附加一定条件或再履行一定法律手续才能获得著作权。
目前主要有三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以作品的产生为条件自动取得著作权。对外国人或同一国际公约缔约国之外的人，著作权则因作品在该国出版或以其他形式被使用而自动取得。
第二种做法是除了作品创作出来以外，还须履行登记手续才能获得著作权。但是，登记的时机和办法，实行登记制的国家又各有区别。
第三种做法是以加著作权标记为取得著作权条件，此外，无需再履行其他手续。
我国著作权法采用自动保护原则，作品一经产生，只要具备了作品的属性即产生著作权，既不要求登记，也不要求发表，也无须在复制物上加注著作权标记。
著作权是一种有时间限制的权利，根据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所要维护的利益的性质不同，二者的期间也有区别。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去世后50年，合作作品则为最后去世的作者去世后50年。
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作品，著作权由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其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品首次发表后50年。
电影、电视、录像和摄影作品的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品发表后的50年。
除上述情况外，对于使用假名、笔名发表的作品或未署名发表的作品，其保护期从发表之日起保护50年。如果在这50年中明确了作者，则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加上去世后50年。
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称为遗作，对遗作的保护期和其他作品相同，即作者终生和去世后50年。
案例：
北影录音录像公司诉北京电影学院案
原告北影公司与作家汪曾祺于1992年签订合同，汪曾祺将《受戒》等作品在3年内的影视改编权及拍摄权的专有使用权授予原告。1994年双方又将合同有效期限延长到1998年终止。电影学院学生吴琼于1992年将作品《受戒》改编为电影剧本，作为课堂作业上交学校，电影学院选定该剧本为毕业作品进行拍摄，于1993年暑期前完成拍摄，并在电影学院小剧场放映两次，观众为学院教师及学生。1994年11月，电影学院经有关部门批准携《受戒》一片参加法国朗格鲁瓦学生电影节。电影节上，影片放映两次，观众主要为参加电影节的各国教师及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曾对外公开销售过少量门票，故不排除有当地公民观看了此电影。原告知道上述情况后，诉至法院。
原告诉称：电影学院拍摄《受戒》、在学校内放映该影片及携带该片参加朗格鲁瓦电影节的行为超出了法律有关合理使用的规定，侵犯了北影公司的专有使用权，要求电影学院停止授权、赔偿损失。
电影学院辩称：电影学院以教学为目的拍摄电影《受戒》及在校内放映属于合理使用，参加朗格鲁瓦学生电影节纯属学术活动，不属出版发行，未超出合理使用范围，故不构成侵权。
处理：第一审法院判决电影学院赔礼道歉，限制《受戒》的使用范围，并赔偿北影公司经济损失。第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于合理使用作品的情况进行了限制，包括个人学习、研究、欣赏，报道时事新闻，学校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在此案中，电影学院拍摄和放映《受戒》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范围，侵犯了北影公司的专有使用权。
根据1991年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表演者在演出他人未发表的作品时，需要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而在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进行营业性演出时，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需要按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作品则不能使用。而新著作权法则规定，无论是否发表，都需要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
对于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国采用了不同的立法模式，概括式和列举式。我国著作权法采用的是列举式，与大多数国家的规定一致。这是因为著作权是由各种权利组合而成，采用列举式有利于区分不同的侵权行为并加以处理。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性质不同，对其采取的法律制裁也不同，逐渐从民事责任转向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在分析著作权侵权行为时，需要考虑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当事人的过错四个构成要件。只有从这四个构成要件分析，才能真正把握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特征，并了解制裁侵权行为的法理基础。在分析构成要件时，需要将行为的违法性排除在外，例如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等行为应从侵权行为中分离出来。因此，在判断侵权行为时，需要逐一对照四个构成要件，最终确定行为的性质。本案中被告的行为符合除违法性以外的其他构成要件，因此主要考虑行为的违法性问题，即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阻却违法性事由，如果构成则不属于侵权行为，如果没有构成则属于侵权行为。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制度。被告若能证明自己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范畴，即使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不需要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由于作品的无形性，著作权人难以对作品进行直接、有效的控制，因此在判断使用他人作品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时存在困难。各国对合理使用的规范大多采用概括式，而我国采用列举式，具体包括了12项内容。在本案中，被告拍摄电影的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范畴成为争议焦点。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六款，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的合理使用仅限于翻译或少量复制，不包括拍摄成电影或电视的方式。因此，法院需要在两难中做出抉择，要么认定被告行为属于侵权行为，要么对法律进行目的性扩张，将被告行为归入合理使用范畴。
对于法律的目的性扩张，需要考虑法条文义是否过窄以至于无法准确表达立法意图，然后扩张法文的意义以实现正确适用。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六款的规定，立法者的本意是将合理使用方式限于翻译或少量复制。由于该条采用列举方式且没有一兜底条款，对法律条文进行扩张性解释不可能将被告拍摄电影行为纳入合理使用的目的。一审和二审法院认定被告拍摄电影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与法律条文原意不符，这种适用法律值得商榷。二审法院参照美国《著作权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综合考虑使用的性质与目的、被使用作品的性质、被使用的篇幅及实质性内容以及使用后在市场上产生的效益或影响等四个方面，认定被告拍摄电影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范畴。然而，美国法与我国法的立法模式完全不同，无法进行真正的类比。因此，对于被告拍摄电影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范畴，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
法定许可使用是各国著作权法普遍采用的一项制度，根据法律规定，特定方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需要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并尊重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法定许可使用的情况，具体包括向报社、杂志社投稿的作品刊登后，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需要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此外，表演者使用他人作品进行营业性演出需要获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需要支付报酬，广播电台、电视台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需要支付报酬。
强制许可是指在特定条件下，著作权主管机关根据情况将已发表的作品的特殊使用权授予申请人，并颁发强制许可证，使用人需要事先申请并获得授权，未经授权的不得使用。强制许可的对象限于已发表的作品，申请人应首先向著作权人请求许可，若著作权人拒绝授权，则可以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强制许可。强制许可所获得的使用权是非独占性的，不得转让，仅在国内有效。强制许可的报酬通常由法律确定。我国《著作权法》没有规定强制许可制度，但由于我国已加入了著作权国际公约，公约规定了强制许可的相关内容，因此我国也适用公约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