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法层面看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作用
点击数：53 更新时间：2024-07-25
刑事和解的效果是对犯罪行为做出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决定，因此刑事和解的条件要求比较严格。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启动刑事和解程序必须满足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主观条件是加害人主动认罪和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自愿。客观条件指案件事实和证据方面的基本要求，即案件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社会危害性较小。
在主观方面，必须满足加害人主动认罪和双方当事人的和解意愿。首先，刑事和解的前提是加害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清楚的认识，并且主动坦白自己的罪行。加害人对自己的主要行为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不得启动刑事和解。加害人在案件开始时没有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坦白，说明其存在侥幸心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以及对受害人的愧疚。对此类罪犯进行和解，将放纵犯罪，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其次，双方当事人都必须具有和解意愿，并且这种意愿是真实的表达。检察机关在进行刑事调解时应让双方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考虑刑事和解的条件。检察机关可以对当事人的疑问进行解释、说明和必要的指导，但不能违背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强行调解。在刑事和解中，要赋予被害人和加害人相同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保障双方当事人在自由、自愿的条件下处理自己的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尤其要注意避免被害人受到威胁和强制。如果被害人在不是真实意愿下做出和解决定，无疑是放纵犯罪和对法律的藐视，加害人会因此更加肆无忌惮，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在客观方面，刑事和解适用于以下案件：(1)自诉案件，包括轻微的故意伤害案、非法入侵住宅案、重婚案等；(2)公诉案件中的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例如轻伤害、交通肇事、数额不大的盗窃、诈骗、抢夺等；(3)未成年人犯罪以及在校学生的案件、初犯、偶犯等。但对于没有直接受害人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以及贪污贿赂等案件不适用刑事和解。严重暴力性犯罪案件也不适用刑事和解，因为如果重刑能够调解，刑罚就失去了意义，放纵甚至鼓励罪犯，违背了刑事和解的初衷。
检察机关在进行刑事和解时应遵循四大原则：(1)双方自愿原则，和解动议由加害人或被害人提起，双方自愿决定，任何人不得强迫和解。未达成和解不得作为从重情节。(2)法理并重原则，刑事和解应符合道德和法律规范，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项基本原则，严格在法律范围内和解，不得以损害公序良俗为代价强制和解。(3)公平正义原则，刑事和解应体现公平正义。在法律地位和人格平等前提下，也不排除体现实质平等的差别对待。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宽容度、及时了结诉讼的意愿强度可能有所不同，赔偿数额上难免有差异，但只要是自愿的、不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就可以行使刑事和解权利。(4)效率效益原则，刑事和解的核心是减少矛盾因素，增加和谐因素。要减少诉讼环节，节省诉讼时间，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
目前，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工作中仍处于探索阶段，各地区对刑事和解的操作方法尚不一致，有的地方还在摸索阶段。因此，刑事和解机制的规范化势在必行。要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刑事和解制度，确保刑事和解有章可循。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解决好与公安机关和法院的衔接，检察机关的刑事和解需要公安机关的配合和理解，否则容易出现意见分歧。如果公安机关对和解结果有异议，可能对不起诉决定或撤回抗诉建议提出复议、复核，导致案件处理上的“拉锯战”。如果法院不予认同刑事和解，将影响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的权威性，不利于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刑事和解必须争取公安机关和法院的理解和认同，实现实体处理和程序运作的紧密衔接与沟通。
二是明确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诉讼地位。由于检察机关是认定和指控犯罪的控方，很难居中调停的“第三方”角色。检察机关作为刑事和解的运作主体，更应承担组织、监督和确认的职责。具体运作可以由第三方调解组织等来进行，或者由加害人和被害人自行和解完成。
三是明确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和程序。在没有正式刑事立法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应根据调研研究结果，规范推行刑事和解机制，明确案件范围、程序、期限和协议履行等问题，使刑事和解工作有章可循，避免随意化。当前，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不宜过宽，操作程序应严格，避免因刑事和解导致犯罪放纵和侦查懈怠。同时，要不断总结刑事和解的工作经验，逐步将刑事和解机制纳入刑事立法，推动法制化进程。通过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建立配套机制，更好地发挥刑事和解的社会调整作用。总之，刑事和解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尚需进一步明确、规范和法制化。因此，检察机关应在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解决刑事案件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统一的角度，结合我国国情和地区实际，积极稳妥地开展工作，为刑事和解的刑事立法积累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