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法庭质证

辩护人法庭质证

刑事辩护中的质证

辩护实践中，对于控方证据的质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取证程序，二是证据本身。

1、对取证程序的质证。

现在很多刑辩律师对于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并未给予太多关注，而是将全部精力放在案卷证据本身，这样往往会漏掉很多有价值的辩点，甚至是突破点。

(1)通过刑讯逼供或者诱供获得的证据。

现在刑事案件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越来越少了，但仍然存在，只是表现的方式或者刑讯的程度不同而已。

通过会见嫌疑人，可以初步了解到刑讯逼供或诱供的线索，但要找到证据，则难度非常大。如果嫌疑人身上有伤，则可以要求对其进行验伤，并与入所体检报告进行比对，若发现新伤，则可主张涉嫌存在刑讯逼供情形。实践中，即便嫌疑人身上有伤，事实上也确实是办案人刑讯所致，但调查到最后，结论往往是嫌疑人自己不小心受伤，或者与同监室人打架致伤，当然，这种情形的普遍存在，也与当前的刑事司法现状密切相关。

有些时候，通过认真研究案卷，也可以找到某种刑讯逼供的证据，比如有的讯问笔录上记载的时间表明，本次讯问工作持续了二十多个小时，期间没有任何有关让嫌疑人休息、吃饭、喝水的记录。发现这样的情况，辩护律师可以明确提出本次讯问存在变相刑讯逼供的情节，要求将相应的讯问笔录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很多职务犯罪类案件，办案机关经常是以抓捕嫌疑人配偶或者儿女相要挟来进行逼供，此时人性的弱点使然，绝大多数嫌疑人都经不起这样的要挟，一般都会乖乖就范，逼急了甚至会出现嫌疑人为了保护自己亲属而自我栽赃的情形。

还有诱供，往往是办案人自己说了一通案情，问嫌疑人是不是这样，或者说都没说就记录了很多，直接让嫌疑人签字确认。更有甚者，说也不说，记也不记，直接拿着在单位打印好的笔录，故意选择快到中午饭点的时间去提审嫌疑人，根本不给嫌疑人留阅读的时间，匆匆忙忙地让嫌疑人签字按手印。这样的情形，有时也可以从讯问笔录中反映出来，辩护律师应当用心研究，一旦发现，也要及时提出，并以存在诱供情形为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

有的时候，刑讯逼供或者诱供的情形并不体现在讯问笔录中，而是体现在同步录音录像中，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因此，刑辩律师不可偷懒，对于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或者诱供情形的案件，要认真查阅办案机关讯问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

(2)讯问场所不符合规定。

一般刑事案件，第一次讯问都是在侦查机关办案区进行的，在确认涉嫌犯罪并决定刑事拘留后，会第一时间送交看守所羁押。按照相关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只能在看守所的讯问室内进行讯问，不能再提到其他任何场所进行讯问。

实践中，有的跨地区犯罪案件，嫌疑人被甲地公安机关羁押之后，又将案件移交到乙地的公安机关合并侦查，同时将嫌疑人也押解到乙地的看守所羁押，此时，按照规定，从甲地看守所到乙地看守所押解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不能对嫌疑人进行讯问，只有将嫌疑人交到乙地的看守所羁押之后，才能在乙地看守所内进行讯问。笔者曾在一起贩毒案件中遇到类似情况，青岛的公安将嫌疑人从成都看守所押解到青岛看守所，到了青岛后，没有直接送交青岛看守所羁押，而是先将嫌疑人羁押到公安局的办案区，对嫌疑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讯问，并形成了唯一一份认罪的讯问笔录。这样的证据，取证程序上应是违法的，严格按照证据规则来判断，是应当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的。

(3)违反二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中国是人口大国，无论犯罪率高低，犯罪人的绝对数在各地都很大，因此各地都存在刑侦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体现在讯问工作上，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人讯问，或者两个人一起同时提审多名犯人，各自讯问，然后交叉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的情况。有些共同犯罪案件的讯问笔录，你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同样的两位办案人，在同一时段，讯问了两名不同的嫌疑人。这样的证据的形成，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只要发现，都应列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4)鉴定机构没有相应鉴定资质或者鉴定能力。

有些刑事案件，对于事实的认定主要取决于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此时，鉴定机构是否拥有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应作为重点审查的内容。很多辩护律师，会犯盲目迷信鉴定意见的低级错误，想当然认为只要是鉴定机构，就一定是专业的，并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的，这是不应该的。实践中，很多案件委托的鉴定机构，对于一些高难度的鉴定工作，根本没有鉴定资质，或者，虽然执照上拥有鉴定资质，但却没有鉴定条件和鉴定能力。比如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大多数地方的鉴定机构根本没有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全国真正能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一共没有几家。

当前，全国司法鉴定机构管理比较混乱，水平参差不齐，辩护律师面对司法鉴定意见时，一定要做全面、审慎的研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

2、对证据本身的质证。

有些刑事案件，别看证据卷有厚厚的几大本，但真正有效的证据却没有多少。刑辩律师不要被证据的数量迷惑住，以为办案机关的工作很扎实，已经没有了工作空间，从而使得辩护工作流于形式。面对厚厚的案卷，刑辩律师应依据相关证据规则进行认真分析，筛选出其中真正有用、有效的关键证据，然后再将工作重点放在这些证据上。

(1)被害人陈述自相矛盾。

很多刑事案件的启动，都是始自被害人到公安机关报案，因此，被害人的陈述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但被害人作为所涉案件的利益相对方，其陈述往往带有个人情绪和臆断内容，且经常是多次陈述的事实前后矛盾。辩护律师应当结合被害人多次陈述形成的询问笔录，找出自相矛盾之处，以取得对事实认定上的突破。

笔者前段时间办理的一个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第一次报案的询问笔录中自称“他为我代办信用证，跟我要三十万元中介费，我们约定如果这个事办不成，他就将钱退给我，但现在事没办成，他却一直不退给我”，这样的表述，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纠纷案件，而不是刑事犯罪案件。作为辩护人，我们将此问题向审查起诉机关提出后，审查起诉机关便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来给被害人补充了一个新的询问笔录，在这份笔录里，被害人说当时不是这么说的，是公安的工作人员记错了。这显然是欲盖弥彰，之前的询问笔录内容是经被害人签字按手印确认的，所陈述的事实，能否通过之后一份补充笔录就轻易给否定掉?显然不可以!

多年前还办过一个职务侵占的案件，也是从被害人的陈述中取得了突破，最终将罪名由职务侵占改变为挪用资金。

在刑事案件中，假的东西就是假的东西，说的或者做的再逼真，也总会留有破绽，经不住推敲，而辩护律师的工作就是用心去发现这些破绽。

(2)被告人供述各自矛盾。

被告人供述，由于多种原因，往往不稳定，且前后矛盾。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各被告人基于自己利益考虑，往往把责任往其他被告身上推，指使依据所有被告人的供述，根本难以认定唯一的事实。此时，作为其中一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应当认真分析每个被告人的供述，从中提炼出对自己当事人有利和不利的事实。对于有利的事实，应同时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论证其真实性;对于不利的事实，可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论证其矛盾之处。

辩护律师不要忽视了被告人供述的重要性，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只要用心分析，都可以结合其他证据得出案件的基本事实，当然，这还需要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才行。

(3)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

有的刑事案件，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此时，辩护律师要依据刑诉法的规定，明确指出该问题，要求无罪判决。

笔者在办理一起职务犯罪案件时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指控被告人贪污的证据只有同案犯一个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作为辩护人，我们向审查起诉机关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审查起诉机关因此退回补充侦查，退查提纲中基本重复了我们的辩护意见：关于王某贪污的证据，只有同案犯李某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请你局予以补强。后来开庭的时候，我就拿出卷里的这份退查提纲，让公诉人说明一下，经过退查予以补强的证据有哪些，但公诉人提出的证据，除了对那位同案犯的重复讯问笔录，没有其他证据，因此，我明确提出，在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依法不能定罪。该案几经周折，最终生效判决认定贪污罪不成立。

(4)笔录内容严重雷同。

多份笔录内容严重雷同的情形在刑事案件中并不少见，有的甚至连错别字都完全一样，这样的笔录大多是办案人员为了省事直接复制之前形成的笔录，打印后交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所形成的。如此形成的讯问笔录，违背了正常的办案规律，实际上是变相剥夺了嫌疑人陈述案情和为自己辩解的权利，因此，不应被作为定案依据。辩护律师遇到这样的证据，应当提请法庭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这种记录内容上的高度雷同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也经常出现，比如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对于问题的回答经常是一种模式，比如，某某来给我送礼物，我觉得他是有求于我，于是我就收下了，在此后的交往中，我利用职权帮了他很多忙，等等。实践中，很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律师会见时都会告诉律师，自己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都是办案人自己记的，打印出来让他签字确认。所以，作为辩护律师，遇到讯问笔录严重雷同的情况，应当及时向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落实真实情况，必要时要求当庭播放同步录音录像，以查证真伪。

如何把握质证原则

1、审判人员秉持中立立场，引导控辩双方对证据当庭出示、辨认、质证。审判人员是法庭审理的主持人员，是庭审的驾驭者，对于证据的出示、辨认、质证负有重要责任。一方面，审判人员要清醒认识自己的位置，摆正自己中立裁判者的立场，让控辩双方真正实现在庭审中对抗。审判人员应当认识到，对证据的出示、辨认和质证是控辩双方的职责，二审判人员在庭审中只需要充当消极的裁判者，让控辩双方充分地举证、辨认，充分发表意见。也唯有如此，审判人员才能在证据经当庭出示、辨认和质证等法庭程序后，正确作出是否认证的决定。另一方面，审判人员要重视辩护方的意见，保障辩护方充分行使质证权和辩论权，避免与辩护方的对立。

2、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在极个别案件中，存在着审判人员将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现象。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控辩双方的质证权，违反了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影响了司法公正。因此，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无论是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还是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言词证据，无论是侦查机关勘验、检查、辨认、侦查试验等笔录，还是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都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证据的出示方式应当根据具体规定把握，可以是出示、宣读、播放，也可以是综合运用上述出示方式。顺带需要提及的是，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列明，以便于当事人和其他人员了解，体现司法公开原则，增强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

3、依法通知证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庭审质证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要求控辩双方以直接言词的方式对证据进行质证，相应，法庭以直接言词的方式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认定。与之相关的是，控辩双方享有对证人、鉴定人进行询问的权利。刑事诉讼法对证人、鉴定人出庭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也进一步细化和补充了相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要充分认识到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意义，认真实行相关规定，促进相关证人、鉴定人积极出庭作证，保证庭审质证的效果。

4、坚持一证一质一辨。在司法实践中，极个别案件存在打包质证的现象，对于一些证据混杂在一起进行质证，严重影响了质证的效果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这些案件的审判人员的初衷可能是提升质证的效率，但由于将不同的证据混杂在一起，控辩双方难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辨认、质证，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和司法公正。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一证一质一辨，即出示一项证据后，由对方进行辨认，进行质证，而且在质证过程中，控辩双方可以对证据的证明力等问题展开辩论。

5、正确理解和把握法律、《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的例外情形和特殊情况。从刑事诉讼法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来看，庭审质证原则大致有如下三种特殊和例外情况：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适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因此，由于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证据材料的特殊性，对其的质证宜采取特殊的方式，包括采取相关保护措施后进行质证，甚至是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可以对证人、鉴定人采取不公开真是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3)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公诉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补充的和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应当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经庭外征求意见，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除外。上述三种情形，特别是第一种情形，对辩护方的知情权和质证权确实有一定的限制，但这是基于利益衡量原则做出的规定，且有严格的制度和措施保障，同样能够保证证据的真实性，不会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6、正确把握庭审质证原则与简化庭审质证程序的关系。庭审质证原则要求未经质证不得认证，但并不排斥简化质证程序，提升庭审效率。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审判人员可以询问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对有异议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重点调查;无异议的，庭审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这并不违背庭审质证原则，恰恰是对这一原则的合理运用，兼顾了公正与效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