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专业律师的观点
点击数：16 更新时间：2024-02-02
美国刑事司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弗雷德.英博教授在其经典名著《审讯与供述》中指出，犯罪侦查的艺术和科学并没有达到通过查找和检验物证来提供破案线索和定罪证据的程度。在实际侦查中，即使在最有效的侦查中，也经常出现没有物证线索的情况，而唯一的破案途径就是通过审讯犯罪嫌疑人和询问其他知情人员。
然而，人类一般不会主动供认自己的罪行，因此审讯作为一种利益冲突激烈的双向行为具有一定的困难。在利益的驱使下，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益，因此审讯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益存在巨大的威胁。
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不同的诉讼模式而有所不同。在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构造模式下，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在审判中并没有独立的证据意义。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口供并不能单独地成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但是如果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话，口供对案件的认定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在法治化的强制侦查构造模式下，侦查机关有讯问的权力，犯罪嫌疑人有沉默的权利，而没有供述的义务。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口供作为一种证据类型被保留下来，但是通过程序的规范设计来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和自由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警察的讯问中有如实回答的义务。然而，在日本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可以拒绝到案和退出讯问，讯问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拒绝供述的权利。对于在押犯罪嫌疑人，关于是否负有接受讯问的义务存在不同的学说。在法治化的侦查构造模式下，侦查机关有讯问的权力，犯罪嫌疑人有沉默的权利。
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国家更加关注讯问和程序是否符合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要求。在讯问过程中，必须确保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在自愿、自由、理性的状态下作出的，并通过正当程序获得的口供具有证据意义。同时，法律对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进行了保护，通过废止不合理的如实供述义务和合理规范讯问程序，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得到保障。
1963年3月13日，米兰达因涉嫌强奸一名18岁的少女而在家中被警方逮捕。在警察局里，被害人指认了米兰达即为对其实施强奸的犯罪行为人。随后警察对米兰达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讯问，米兰达签署了一份事先打印好的书面陈述，承认自己有强奸行为。但是，在此前米兰达并没有被警察告知其有聘请律师的权利。
米兰达对判决不服，并向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上诉，声称其在接受警察讯问时并不知道自己享有会见律师的权利，也不知道自己对警察所说的话会被用来作为定罪的证据。但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并未采纳米兰达的辩解，认为警察在获取米兰达的供述过程中并没有侵犯其宪法权利，因而维持原判决。米兰达为此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1966年6月13日，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华伦主持庭审，最后以5∶4通过了对米兰达上诉请求的裁决意见书。法院认为警察在讯问米兰达之前，没有告知其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和讯问时律师在场的权利，侵犯了米兰达所享有的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由此得到的被告人陈述不可接受，米兰达在书面陈述上的签字并不构成其对反对自我归罪这一特权的明智和理智的放弃，因而撤销了原审法院对米兰达的有罪判决。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为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必须确立一系列的程序性保障措施。由此确立了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在讯问的知情权为基础的、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权利告知为主要内容，以确保犯罪嫌疑人能够理性地、自由地作出是否供述的决定，从而保障其宪法权利的"米兰达忠告"。根据该忠告，警察在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之前，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以下权利：
在宪政社会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即是对公民人权的一种尊重。在刑事司法的语境中，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包括对其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所承担的诉讼义务、被指控的罪名等的了解。
观察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发现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知情权没有任何的保障。现行法律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没有明确的时间界定，也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享有律师帮助的权利。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刑事审判中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并且律师应有权与被拘留人进行会见。
律师帮助权的确立是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的权益。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可以降低犯罪嫌疑人的紧张心理，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进行监督。此外，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安全感，同时也为律师在后续诉讼程序中的辩护作好准备。律师帮助权的实现可以保证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能够理性地作出决策，从而确保他们的宪法权利得到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但是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侦查机关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审批制度以及限制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的时间和方式等问题都制约了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的实现。
为了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律师帮助权，我们建议：
根据1997年1月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第一次讯问是指侦查机关立案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首次讯问。然而，根据当前的立案制度，该规定存在不妥之处。因为侦查立案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事立案，即在发生犯罪案件后，侦查机关对该案件进行立案侦查以查明犯罪嫌疑人；另一种是以人立案，即侦查机关确定某人为涉嫌某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并对其进行侦查。在第二种立案模式下，由于犯罪嫌疑人身份明确，因此可以认为立案后对其进行的首次讯问即为第一次讯问。但是在第一种以事立案的模式下，虽然侦查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但由于犯罪嫌疑人不明确，对其进行的问话仍然不是讯问。然而，在这一阶段，侦查人员的问话目的和行为方式与讯问相似，往往导致犯罪嫌疑人交待其犯罪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第一次讯问的时间界定应与强制到案措施联系在一起。在整合我国侦查强制到案措施体系的前提下，第一次讯问应为犯罪嫌疑人被强制到案后法定时限内进行的首次讯问。对于通过留置盘问、拘留、逮捕措施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的情况，犯罪嫌疑人在被留置、拘留、逮捕后24小时内进行的首次讯问即为第一次讯问；对于通过拘传或传唤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的情况，在对其拘传、传唤后12小时内进行的首次讯问即为第一次讯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的强制侦查实践中，留置是最常用的强制到案措施，而且在留置及延长盘问的48小时内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权利侵害最为严重。因此，有理由将盘问的性质界定为讯问，且为第一次讯问。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是在对其进行第一次讯问之后。然而，由于在留置期间对犯罪嫌疑人的问话被认为不属于讯问，导致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被拖延。此外，律师帮助权是在第一次讯问之后而非第一次讯问时获得的，而第一次讯问的时间又没有明确规定。为了确保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能够得到实现，我们认为应从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时起，即保障其获得律师的帮助和与律师会见，允许律师在第一次讯问时在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将法律援助演变为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利。法律援助的目的是消除因经济能力或个人条件不平等而导致的法定权利实际不平等现象，确保贫穷和其他处境不利的被告人能够获得与其他被告人同等的法律保护，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重要保障。然而，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法律援助仅限于法庭审判程序，而缺乏审判前程序中的法律援助。这与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不符，该条规定了被拘留人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时应有权获得由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指派的法律顾问，如无充分的支付能力，则无需支付。尽管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国民经济实力，全面实现侦查讯问中的法律援助存在困难，但对于涉嫌犯罪最高刑为死刑的犯罪嫌疑人、文盲、残疾人等，国家应确保其律师帮助权的实现，提供法律援助。
为了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讯问应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进行，保障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的自由意志。世界上一些主要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要求：1、不得以强暴行为获取口供；2、禁止以胁迫方法获取口供；3、禁止以利诱的方法获取口供；4、不得以欺诈的方法获取口供；5、不得对犯罪嫌疑人非法羁押；6、不得以其他不合法手段收集口供，如不予饮食、休息、睡眠，或通过让犯罪嫌疑人服用精神迷幻药物等。此外，一些法治国家还从讯问的时间、次数、地点等方面对讯问进行了规制，以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由意志。
在讯问时间上，首先限制单次讯问的持续时间，禁止长时间、没有休息地讯问犯罪嫌疑人。例如，英国规定在任何24小时内，必须保证在押嫌疑人连续8小时的休息，不受讯问、旅行或来自警察的打扰，且休息时间应在夜间，不得干扰或被迟延。其次，禁止夜间讯问，除非存在不得已的情况，必须避免在深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对于讯问次数，尽管法治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对同一犯罪嫌疑人就同一事实的讯问次数的限制，但基于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讯问次数应受到限制，警察不能反复、无休止地多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如果嫌疑人主张沉默权，原则上讯问应停止，除非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至于讯问的地点，应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尊严，避免对其生理、心理造成不应有的伤害。例如，在英国，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外，警察讯问被捕的嫌疑人应在看守所或其他被授权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地方进行，且可能的条件下，讯问应在暖和、有充足光线和通风的讯问室内进行，不得让被讯问人处于站立的状态。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侦查程序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应保密进行，不得向公众公开，或通过媒体公开报道讯问的过程或结果，以避免对后续诉讼程序中的司法人员或陪审员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