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法律界的真实面貌
点击数：35 更新时间：2023-12-31
自人类发明了诉讼制度以后，发现真实便是诉讼制度的恒久话题，“‘发现真实’作为民事审判或诉讼努力实现的价值之一，可以说具有超越法体系或法文化的普遍意义”。然而，尽管各国的民事诉讼理论都承认发现真实对法院作出正确的裁判具有重要意义，都认为发现真实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根本目的或主要目的，但对于民事诉讼所欲达到的真实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大陆法系国家，对民事诉讼中的真实存在着形式真实与实体真实两种对立的学说。形式真实说认为，民事诉讼原则上实行辩论主义，而辩论主义有三项内容：其一是作为裁判依据的事实须由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法院不得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其二是当事人之间无争执的事实(指诉讼上自认的事实)，法院不必进行调查，而应当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其三是对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事实，虽然可以通过证据来查明，但该证据须是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法院原则上不得自行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在事实和证据均由当事人支配的辩论主义下，法院所能发现的真实，充其量只是形式真实，实体真实的发现只是偶然性结果。实体真实说则认为，将诉讼中的真实定位于形式真实，是与民事诉讼的本质相违背的。国家禁止私力救济后，就负担起通过审判保护合法民事权益的职责，而法院只有查明诉讼前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才能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才能够保护真正的权利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虽然具有一定的理想成分，但放弃这一理想，就会动摇民众对司法的信赖，丧失法院的威信，甚至导致整个裁判制度的自我崩溃。发现真实是诉讼制度的基本理念，“人民对法院寄于的最大希望就是准确地对事实作出认定，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英美法系的学者虽然也认为发现真实应当是法院审判的中心任务，但他们认为诉讼不是发现真实情况的科学调查研究，诉讼中发现真实受到诸多不利条件的限制，如事实审理者必须依赖不完整的信息渊源，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存在着主观性，事实审理者可能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曲解事实，法律构成的世界不同于生活世界，因此，要求法院在诉讼中完全查明事实是非常困难，也是不切实际的。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对真实问题也存在着种种不同认识，有的认为法院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与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以达到客观的真实;也有的认为客观真实虽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用它来要求实际的诉讼则是不现实的，在实际诉讼中，应当以达到法律所要求的真实或相对的真实作为满足;还有的认为，将实体真实和形式真实作为民事诉讼欲达到的真实均不妥当，民事诉讼所追求的真实应当是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
客观真实说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苏联的学者首先提出的，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民事诉讼中形式真实学说的基础上，作为形式真实的对立物和替代物提出的。后来，客观真实被原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反映社会主义民事诉讼制度特征的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原苏联和东欧学者在民事诉讼法教科书和证据法著作中一般都会用较多的篇幅来论证这一原则。如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克列曼教授认为：“证据制度同真实问题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苏维埃民事诉讼中，法院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实质真实，即实际的真实，苏维埃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学说都服从这个目的。”“客观真实原则就是要求法院采取它所能做到的一切办法来确定在客观现实上曾经发生过的案件实际情况，要求法院的判决确实是以从案件的真实情况中查明的当事人间真正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原民主德国教授克利纳等也认为：“举证和必要的证据对审判员的认识过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点将最终决定能否落实客观真相，而客观真相则是作出符合客观实际和社会主义法权实质的正确判决的起码前提。”
在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事诉讼中，客观真实原则具有极高的地位。学者们是这样评价这一原则的：“在最足以说明民事诉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那些基本原则中间，首要的一条应当是客观真实原则，这条原则的内容在于：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应当正确查明实际案情和由争议的法律关系中产生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其他民事诉讼原则，目的都在于达到案件的客观真实。”客观真实原则是民事诉讼的一项主要原则，它是“统辖其他民事诉讼原则的一条原则”
从原苏联和东欧学者关于客观真实的论述看，之所以强调民事诉讼的任务是发现客观真实，之所以特别推崇客观真实原则，其原因在于：
首先，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新的民事诉讼制度应当从本质上区别于革命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沙皇俄国的诉讼制度，应当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而客观真实则是最恰当的区别点。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实行辩论主义，而辩论主义限制法院在诉讼中发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作用，在辩论主义下，法院审理的对象一般只能是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出的证据，受辩论主义支配的民事诉讼一般只能够达到形式真实。
其次，西方国家民事诉讼中形式真实的理论是以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为思想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事诉讼中的实质真实则是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唯物主义，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可以通过证据来把握的。
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满足于形式真实，是由于辩论主义束缚了法官的手脚，法院只能审理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只能就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事实作出认定。苏维埃民事诉讼虽然也实行辩论原则，但已赋予该原则全新的含义，即“在苏维埃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是民主的苏维埃诉讼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除此以外，法院积极地干预当事人的这种辩论，也是苏维埃辩论原则的必要因素。这一点，苏维埃的辩论原则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所谓‘纯粹的’辩论的。……由此可见，所谓苏维埃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就是：当事人有权引证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处分证据;检察长有权证明案件的情况，而法院则有权调查对案件有意义的事实和收集证据，这两方面的权利互相结合起来。”
客观真实说的确立，除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民事诉讼制度和技术方面原因。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断言能够发现客观真实，是由于责成法院和检察院干预民事诉讼，尤其是要求法院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办法来调查收集证据，确定客观上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包括检察院在内的国家司法机关积极参与调查事实和证据，虽然无法保证查明每一个案件的事实，但相对于依赖当事人主张案件事实和提出证据的西方国家民事诉讼来说，毕竟更有可能查明事实。
由于受到前苏联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的影响，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亦长期认为诉讼中证明的任务是确定案件的客观真实，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与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相吻合。我国学者认为民事诉讼能够达到客观真实的理由有四点：(1)马克思主义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认识论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2)案件事实发生后必然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证据材料;(3)我国有一支忠于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忠于事实真相的司法队伍;(4)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法律真实说是我国当前关于民事诉讼真实的一种有力学说。该说认为，裁判中认定的事实是法律上视为真实的事实，而这一法律上真实的事实，是法官依照诉讼程序，运用证据规则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主要依据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提供的证据和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加以确认的。
法律真实说的理论依据是：
首先，法院调查事实的范围原则上由当事人决定。在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是由当事人引入诉讼的，在诉讼中主张哪些事实由当事人决定，除非该事实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法院不得主动调查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更不得在未经辩论的情况下将该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另一方面，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经对方在诉讼上作出承认后，便构成诉讼上的自认，法院一般不会再去调查被自认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是否一致，而迳行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
其次，人们的认识能力具有相对性。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的活动，既是一种证明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作为认识活动，要受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支配。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尽管就人类总体而言，其认识能力具有绝对性和至上性，但就处于特定时期的某些或某个人而言，却只有相对的，非至上的认识能力。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无疑属于对每一具体案件的个别认识，这种认识显然不具有无限性和至上性，就认识的结果而言，常常难以达到绝对的真实。
再次，诉讼证明具有特殊性。诉讼证明的对象是发生在诉讼前的案件事实，作为审判者的法官无法观察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而只能事后根据证据去推测、判断案件事实，既然是依据证据来确定案件事实，只有在案件发生时留下了证据并且证据被收集以后运用于诉讼，事实才能够查明。不用说证据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运用于诉讼的情形是常有的，一些几乎没有证据的案件也是存在的，如发生加害行为时没有第三者在场或者虽然为第三人所见所闻但第三人不愿意作证等。
其次，诉讼的价值具有特殊性。发现真实在诉讼中虽然十分重要，但并非是诉讼中惟一的价值，在诉讼证明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珍视的价值，如效率、程序公正、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其他权益等。发现真实有时会同其他价值发生冲突，发生冲突时有时需要优先考虑其他价值，发现真实不得不让位于其他价值，诚如拉伦茨所言：“真实发现固然是诉讼法的一个重要目的，但并非其唯一目标。就像其他法目的，在一定范围内，它必须向其他更重要的目的让步。”这实际上表明了立法者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宁可舍弃真实。
再次，诉讼证明的时间具有特殊性。科学上真实的发现并无时间的限制，因而研究者有充足的时间，如果对研究结论尚有疑问，科学家完全可以继续研究而不急于发表其结论。诉讼则不同，必须考虑效率问题，如果为了发现真实而让诉讼长期拖延下去，即便最终查明事实作出了判决，判决也失去了公正性，西方法谚所称“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法院的裁判须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作出，尤其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为法院设定了审限，要求法院在审限内审结案件。审限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发现真实，但却有其合理性，因为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为了查明真实，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少数案件，就会耽搁对其他案件的审理，从整体上降低司法的能力和效率，“因此，廉价的、快速的、大体上符合事实的判决，错误的风险虽有所增加，但对于有效执行实体法所体现的政策，将具有更大的效力。”
证据规则允许法官在未完全查明事实或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裁判。法官在诉讼中有时无法完全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但为了解决纠纷却又不得不对案件作出裁判，针对这一现实中的矛盾，各国的立法者均允许法官依据一定程度的盖然性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盖然性是关于案件事实可能如此而并非必然如此的判断，即使以高度盖然性作为证明标准，也只是反映了很可能如此的一种认识状态，连审理者自己也无法确信事实必定如此，何谈一定能够发现客观真实？在客观真实说尚为主流学说之时，我国司法实务部门以“确实、充分”这一看似严谨但实际上缺乏操作性的标准作为证明标准，而对于以“高度盖然性”作为证明标准持批判和排斥的态度。而现在，我国审判实务已经采用了这一证明标准。
例如，在朱杭诉长阔出租汽车公司和付建启赔偿纠纷案中，原告朱杭在癫痫病发作后是自己走下出租车还是进入睡眠状态后被出租车司机付建启拖下车弃于路旁是本案的争议事实。审理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证据进行调查后作出了这样的认定：“对朱杭所患的是癫痫病，被告没有异议。主治医生齐某证明，朱杭的癫痫病大发作后，一般会(不是必然会)进入睡眠状态。被告方既然没有证明此次朱杭发病后未进入睡眠状态，也没有以相反证据反驳‘一般会进入睡眠状态’的证明，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可以推定朱杭此次癫痫病大发作后进入了睡眠状态。”
在民事诉讼中，还会出现当事人争议的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现象，所谓“真伪不明”，是指依据现有的证据法官无法确定哪一方当事人关于事实的主张是真实的，但即便如此，他仍然需要依据举证责任的规则对案件作出裁判，即对关于该事实的主张不予认定并将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判归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
在此，法院的不予认定实际上也是对事实的一种评价，从裁判结果来说，同法院对事实主张作出否定性评价并无二致。证明责任规则的存在实际上表明立法者承认司法者的能力是有限的，要求司法者在所有案件中都查明事实是无法达到的。
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是从当事人对裁判中认定事实的信赖程度来说明诉讼中的真实。具体而言，是指由于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依据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资料而形成，是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和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的前提下，在当事人积极参与事实认定过程和知晓法官心证过程的情形下进行的，当事人对事实的认定产生了认同感和信赖感，因而相信或者应当相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
由于裁判一刀两断和黑白分明的性质，法院对事实的认定难免会有利于一方当事人而不利于另一方，但如果在审理的过程中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给败诉的当事人以充分的程序保障，连败诉的一方也不得不承认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合理合法的，从内心里信服法院的判决。这样，就能促使当事人服判，减少针对事实问题的上诉。
值得信赖的真实，是以下列制度与学说作为基点的：
按照王亚新教授的见解，包括大陆法和英美法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是一种“对抗?判定”的诉讼结构。这种诉讼结构下追求的真实与职权主义模式下的真实明显的不同。在职权主义模式下，追求真实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交给了法官，使法官负担起发现真实的职责，因此法官未能充分地调查收集证据而导致事实未能查清，则是法官失职。而在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判定”模式下，提出争议事实以形成审理的对象，提出证据资料证明所主张的事实，是当事人的职责。也就是说尽管事实的真伪最终要由法院裁判来认定，但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资料却要由当事人来提供，若当事人未能提出充分的证据来使法院发现真实，他无权指责法院，而要由自己来承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法院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与当事人所经历的实际发生的事实不同，但由于当事人在诉讼中已被赋予主张、举证、质证、补充证据、辩论的机会，当事人仍然会认为裁判对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或者至少会理解法院对事实的认定。
突袭性裁判是指法院在未能使当事人充分利用程序法所提供的攻击和防御的机会的情形下作出的裁判。防止裁判突袭的方法包括强调法官的释明权和心证公开。法官应当与当事人共同整理争点，在调查证据前告知当事人，使当事人能够围绕争点进行陈述、举证和辩论。法官应适时公开其对待证据事实所获得、所形成的印象、认识、评价、判断，使当事人得以了解法官在现阶段已达到的心证程度。这样，当事人可以根据法官的心证状况，及时实施补充证据等诉讼行为。
程序选择权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选择程序制度的权利。当事人是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选择什么样的程序处理纠纷与其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息息相关，因而在程序利用上，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程序。
程序选择权的运用，可以使程序制度更加民主化，也可以提升当事人对法院认定事实的接受和信服的程度。例如，在上述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发生冲突的例子中，法院让当事人自行选择，而当事人选择了程序利益，决定不再收集证据，招致法院在事实问题上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由于这一结果是当事人自行选择的，当事人没有理由感到不满。
尽管每种真实说对真实的界定和解说各不相同，但都不否认发现真实对作出正确裁判的重要意义。重视发现真实既是由民事证据法的根本目的决定的，也是由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尽管法官在适用法律时需要将目光在法律和事实之间来回穿梭，但准确地认定事实是发现适合于待决案件的法律并予以正确适用的第一步。
各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证据制度都是以发现真实为其重要目标的，无论是客观真实说还是法律真实说，都在追求发现真实的目标上具有积极意义。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法律真实说逐渐取代了客观真实说成为主流学说，这是因为法律真实说更符合我国原有的民事审判方式，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发现真实的目标。
实际上，主张法律真实未必不利于发现真实。将裁判中认定的事实界定为法律上真实的事实或许反倒有利于实现发现真实这一目标，它可以使法官对事实的认定保持谦抑的态度，更加理性地、谨慎地对待诉讼证明活动，以减少错误的发生。
在诉讼中，事实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诉讼前发生的客观事实、当事人陈述的主观事实和法院裁判认定的事实。这些事实的认定过程受到证据和证明过程的影响，因此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诉讼前发生的事实是具有客观性的，不依赖于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者的认识而存在。例如，甲借给乙一万元人民币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当事人在诉讼中陈述的事实是经过主观加工的。这些事实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还可能是半真半假的。当事人陈述的事实经过法庭审理后，会被打上主观的印记。
法院裁判认定的事实是通过证据和证明过程来确定的。证据本身和证明过程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证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具有主观性，物证的使用也离不开当事人和法官的认识。证明过程和法律程序都是人为的，因此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已不再是诉讼前实际发生的事实。
真实可以分为相对真实和法律真实。在民事诉讼中，追求客观真实并不是恰当的目标。民事诉讼制度应该从当事人的立场和利益出发，为当事人提供服务，满足他们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
民事诉讼是私权性质的纠纷，只涉及到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与国家和公共利益无直接关系。因此，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责任应主要由当事人负担。
当事人最了解案件事实的真相，也掌握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当事人有动机去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追求胜诉的利己心会驱使他们努力收集证据。
法院在诉讼中应协助当事人收集和提供证据。法院应告知当事人有关证据的权利，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告知他们需要搜集和提供哪些证据。法院还可以通过审前准备程序和释明等方式协助当事人调查和收集证据。
将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责任置于当事人，是出于民事案件的性质、程序结构和效率要求等考虑。
民事纠纷只涉及到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与国家和公共利益无直接关系。因此，当事人应当自己负担收集证据的责任。
民事诉讼采用的是对抗和判定的程序结构和当事人自己责任的原则。当事人通过主张、抗辩、举证、质证等方式将案件事实在法庭上展示出来，法官主要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诉讼和证据资料作出认定和裁判。
当事人最了解案件事实的真相，也掌握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证据。他们具有更好的能力去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民事案件数量较多，如果主要由法官负担调查收集证据的责任，将增加法院的负担和诉讼成本。
法官过于积极地介入收集证据的活动，可能会被早期形成的印象误导，影响对事实的正确认定。
尽管当事人负担收集证据的责任，但法院在协助当事人收集和提供证据方面仍起着重要作用。
法院应告知当事人他们有权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请求鉴定、勘验，申请延长举证期限，进行质证等。法院应根据具体情况告知当事人需要搜集和提供哪些证据。
法院可以通过审前准备程序与当事人共同整理事实和争点，引导当事人围绕争点进行举证。
法院可以在对法律关系性质或法律行为效力的认识与当事人主张不一致时进行释明，促使当事人依照法官的判断收集和提供证据。法院还可以根据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和提供的证据线索，协助当事人调查和收集证据。
法院可以及时公开心证，使当事人了解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给他们追加证据的机会。
在发现真实的过程中，法院应当积极协助当事人，但不能过度介入收集证据的活动。法院的协助应该在当事人负担收集证据的责任的基础上进行，以确保诉讼的效率和公正。